对巴迪欧来说，准确地讲，唯一的历史就是真理（truth）甚或诸真理（truths）的历史。在1970年代，福柯也以谱系学的野心讨论过真理的历史，把它分解为特定认识论与历史条件下的日常效果，把它去-绝对化。也就是说，他把真理铭刻进了一种表达的实际运用中，他也随之强调了其后果性（effect）（真理作为现象）和实效性（efficacy）（真理作为知识-引导的不同权力的产物）。对福柯来说，被他称作政治史的真理历史建立在以上两件事上。巴迪欧关于真理历史的论点和这种真理-效应的概念相去甚远，他完全另解了这个概念。他没有尝试通过展示真理如何被权力谱系俘获来消解历史中的真理的绝对性，而是展示了真理之诸过程（processes of truth）有其自身的后果和效应，这才是原本的历史。更准确地说，他关于真理的积极学说包含着历史和永恒之间的悖论性联系：只存在永恒者的历史，因为只有永恒者逗留在事件的偶然相遇之中。从历史和永恒之间的这种联系里至少涌现出两个关键维度：第一个是，巴迪欧把关于历史和永恒的两个截然相反的典型立场对立起来。第二是，第一点让他把两个不一样但同等“唯心主义”的历史概念对立起来：总体化的马克思主义-黑格尔主义历史观念和民主唯物主义。
根据经典的形而上学，可以有很多永恒的真理，但它们都没有历史性、历史显现的特殊性。民主唯物主义则把这个说法倒了个个，宣称不可能有永恒真理，因为所有的话语陈述（即使是那些数学的话语陈述）都不可挽回地铭刻在了历史-文化的过程中，消减到它们显现的复杂序列之中。这两种立场共同享有的东西，就是对于历史和真理之间的相互排斥性的强调。在存在与事件中，巴迪欧争论道，每一种立场都站不住脚。诸真理本就是历史性情势的诸真理，它们被具体化到它们的历史变易当中，但也并没有因此而不永恒。他出于两种崭新性（novelties）而反对形而上学体系的经典观念，后者强调无时间的必然真理不被历史变化触动：事件的理论给出了永恒真理和偶然性之间的严格联系；还有条件（condition）的理论，它说明了哲学被至少四种真理程序（艺术、爱、政治、科学）设下了条件。巴迪欧把这两条结合起来，争论说，存在着永恒真理，但它们并不能被统一到一个形而上学体系当中，这乃是因为真理是在以上提及的那些奇特（singular）且不可还原的异质的真理程序之间传播的，又因为这样一些真理程序是偶然的、是内在于一个情势的，所以它们就无法在任何先验领域内存在。实际上，真理在它们的效应中持存，而效应乃是通过事件和诸主体之忠诚（主体在其苏醒中调研着世界）的偶然相遇而被产生出来的。而反过来，和历史主义者或庸俗的马克思主义例如民主唯物主义相对，巴迪欧争论说，存在真理，存在思想的本地化（localisation）程序，它不可被还原为它们从中涌现而出的历史-文化的环境。
世界的逻辑增强了巴迪欧的说服力，它宣称所有缺乏历史的真理进程，在真正意义上都不是历史性的。在这本书里发展了的显象理论尝试展示：实际上恰恰相反，没有真理的进程堆积成了简单的时间性样态（modification）—用世界的逻辑中的话说就是“事实”—被显象（appearing）的先验东西（the transcendental）统治，因此也完全只是它们显现之世界的部分。（像这样一个没有真理程序的世界，不只是简单的停滞，而是一个被支配的样态的系列，这些样态或许会在现象学层面上一个接一个出现，但从来不会冲击统治着它们的先验者。这样巴迪欧就可以说明，资本主义往往被说成是只有通过持续不断的革新它的生存条件（比如生产危机）才可以生存。然而，资本主义在这样做的时候，并没有打破它作为其部分的世界的现象的先验东西。）
历史在真正的意义上就不是一个“什么发生了”的问题，也不是一个重构故事并决定原因的事情。对巴迪欧来说，我们不能预先设定我们处在人类历史中（如果它是普遍的，而且其实所有真正的人类历史都是普遍的）且必然依赖于事件、依赖于类性多元的偶然构成，不处在对先验东西的统治的依赖中。由于我们是有着身体和语言的存在，我们只能假定我们存在于一个充满着等级制和知识构形（formation）的世界中，比如在政治统治的情势中、在特定的被分配到了它的各个学派之中的艺术成就的状态之下，等等。只有事件在存在论上的非法才可以扰动知识的秩序。类性多元逃离了先验东西，这个多元是不可辨识的。这就意味着，它也拥有所有既定情势的属性，但是它不可被决定，而且拒绝所有适用律法（application of law）的程序。（比如68年5月，立体主义）。发生中的事件是不可决定的，谁只要把这稀有且全然偶然的发生主体化了，谁就参与到了新程序的造成和流行当中，后者是这个事件真真确确发生了的唯一证据，而事件反过来导致了知识的激进重组。
历史发挥作用的地方，乃是（1）情势化了的事件和（2）真理之间的运动（3）假设这个真理它是被主体化了的，且其中投入了忠诚。这在巴迪欧的世界的逻辑中所说的主体形象的四重类型学里有一点复杂，比如说反动主体也产生崭新性。然而只有忠诚主体的战斗性话语而非反动主体的话语支持了这样的真理，并且可以逃脱博学（erudition）的把握（反动的崭新性只能在被忠诚主体所实行的话语的运行中被把握，反动者尝试去撤销、模糊忠诚者）。对博学的历史学家来说，事件由于会消失而必然导致一种作为粗陋事实之接续的历史，而这种历史又将会导致这么一种说法：新事物仅仅是明明白白在眼前的东西。这是因为事件的名字或陈述从事件本身之中缩离出来，这种缩离只会产生出知识完全可通达的诸复杂过程的接续；而这些过程一消失就会让位给一些宣称，比如说“68年5月并没有发生，没有发生什么政治性的事情，它只是让法国更加的现代资本主义”等等。所以只有战斗性的程序和话语才能够决定这些宣称到底是不是真的。
但这样类性地存在的诸真理，到底能不能是永恒的，并且是历史、唯一原本的历史的承载者？因为一种真理总是承载着无数的后果，承载着一系列调研，这些调研不可穷尽，能够被拓展到极端差异的环境中的历史性时刻。特定真理系列的后果将一劳永逸地保持为被获得的，但是它的展开有可能过度饱和。饱和并不意味着失败或耗尽；相反，恰恰由于真理是无限的，所以它可以并且实际上必须—要是它真的被当作真理的话—在另一个世界中重新发生出来。实践-理论的真理运动包含着一种历史，这种历史同时是深远的（它被持续地加深）和不连续的（它要求在一个特定世界里重新奠基它的显现）。
所以巴迪欧可以展示为什么那些和真理的新后果的发现联系在一起的东西，同时也产生先行者（precursors）的谱系学。根据定义，先行者就是被回溯性地规定为已来者。那么真理的崭新性（novelties）总是力迫一种重新发现的或先前未知的历史性的深度，把一系列分散在普遍智力中的观念拢集在一起。（在哲学层面，虽然哲学本身并不生产出任何真理，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巴迪欧在真理和历史之间的独特立场标志着一个奇异的、前所未见的立场，充满着法国哲学的先行者）。
如果历史和真理历史乃是一样的，那么特定真理的历史性就在一个当下的理念之现实化中和过去的生产中被把握（过去被当成未知的或误解了的东西；在过去中，理念曾是饱含生机的，而当下在理念之上加了一个纽结）。这样一种不可见的或被误解的过去的生产，同时让正在展开的真理的当下可以被把握为一系列的前已在新世界中被节段化（articulated）了的历史后果的加深。（所以，比方说巴迪欧也说在他同行者Sylvain Lazarus的作品的解说中有着关于共产主义理念的现实化的历史模式）。
所以说真理的永恒性是可能的，因为它们是历史性的。特定程序的诸真理刻画出历史，这些真理的时间序列经由散布的世界而连接起来，而锚定下来的主体们把真理后果的无限性展开得更为深刻。巴迪欧给的一个例子是，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被发现的数学真理（其内容是“素数总是在诸多非素数的构成中被揭示”）的发展“其几何学是如此有意义，以至于它支配了现代抽象代数的整个发展历程”。如我们也在巴迪欧对柏拉图的理想国的超-翻译（hypertranslation）中看到的那样，柏拉图时代的真理对我们来说仍然是真理（这就证明它们的永恒本性），但是它们不能就这样在简单贫瘠的重复的形式中出现，尽管它好像是一种已有的知识，而我们只是简单地忘了应用它们而已。相反，它们本身和通达它们的方式必须被重新发明出来的：每重新激活一个真理，就把一些新的后果设置到了运动中，更打开了长远的革命道路。
所以对于巴迪欧来说，正确的把历史和真理联系起来的方法不是把真理当做是时不时需要重新开始的东西，以为真理遵循它自己的生成而推动着历史。真理并不向着历史而发生，历史也不向着真理而发生。实际上是真理的重新激活、真理重新展开在世界中的无限能力才让历史得以升起。历史只被稀少的事件显象所重新唤醒，事件的显象就其规定来说，超出了世俗秩序的世俗显现，这秩序统治着我们聊以度日的活动。历史只被一个主体所加深，主体组织起忠诚，展开事件的后果，利用可能的、真实的未来；而任何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未来必然含有向着未知者的跳跃，这一跳把我们从日常生活的轨道和社会关系中撕扯开，让我们在横暴的压迫的对立面和它较量，和支持压迫的统治观念决裂。
之前已经提到的世界的逻辑给出了存在与事件关于历史-永恒的真理的论点的更为严格的版本，澄清了世界概念，比存在与事件中类比性的情势概念走得更远。“世界”概念旨在说明真理显现的环境，它允许我们在被定位的真理和多样的历史-文化环境之间来思考，在这些环境之中真理可以把它揭明给主体们，而主体们不可逆转地彼此分离，但还可以证实共同的人性
这就是民主唯物主义的相对主义所拒不承认为可能的东西。民主唯物主义自称是唯一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它假装说唯一存在的物质性乃是“身体和语言”，这种存在论论点掩饰着对物质性场域的总体化（巴迪欧通过后缀-ism强调了这一点）。但是它同样也无可救药的导致了这种视角：文化、语言、历史的相对主义的历史观。因为对巴迪欧来说，它拒绝了真理之此在（being-there）的物质性，这种物质性被融合进主体-身体中，溢出（exceeds）了任何知识-权力的联结的控制。巴迪欧宣称“不存在大写历史（History）”，靶子有二：第一个靶子是主体理论反对的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大写历史的总体化概念，第二个是20年之后世界的逻辑中的民主唯物主义。针对后者，巴迪欧并没有宣称真理的展开着的当下是从除了身体和语言之外的东西里面造成的，只是说前者是在后两者的跨世界的（transworldly）效应的持存中一劳永逸地获得的——并证明了一个位于构成了它们物质支撑的会消逝的存在之上的维度的涌现。民主唯物主义相反，只是描述了一个没有当下的世界：语言和身体的有限性简简单单地消失了。没有别的物质性能够溢出它们、能够自己从现行的事物秩序中缩离出来。没有任何情势之中的内在溢出（excess），我们就注定只能去重复显象的被支配了的变化序列、被铭刻在过去的显象中的坐标序列。过去和未来之间的差异就消陨了，因为未来已经作为可以被预见的东西写在过去中了。未来也就只是过去的重复，当下只是从过去通往可以被预言的未来的中途，消失在自毁中。
所以应当澄清，为什么尽管显象有着无限的可变性或复杂性——很多哲学家、生命主义者（vitalists）、解构主义者、还有过去50年中的一些人喜欢去强调这些东西，但是巴迪欧以为这些东西配不上真正的思想——但巴迪欧还是认为，这些显象也可以没有历史，这是因为它们被真理的缺席所刻画。它没有任何真实的当下，只涉及存在的维持和单纯的重复。一个存在者的强度变化（人、数字、国家等等）在多样的环境中没有走向历史的生成（不管是连续的还是非连续的）。任何国家都会跨越非连续的诸世界，呈现出它们的强度中的显象的差异，同样也会展示长时段中相对的结构连续性（比如说封建俄国）。但这也不构成历史，因为一个国家的历史将会本质性地栖息在经由类性复多（generic multiplicities）的生成而熔铸成的连续性之中（这种复多在事件之后生成了它的真理，给了它的元素以类性表达）。最后，我们应当提到一个对巴迪欧论述的关键补充。在世界的逻辑中，他自己提出有必要针对那些声称巴迪欧版本的真理历史和从无到有的创世论相似的人们展开争论：相反，他的版本的真理历史涉及的是已经存在在情势中但其存在总是被禁锢的某物的突然示现（manifestation）。真正的历史性突破只在下面这些时候才出现：“不存在者来到存在中”，在某个世界中属于该世界的一个存在者或诸多存在者，其实存强度（intensity of existing）基本上是无，它们却突然展开了一个自治的点，让这个世界的显象规范不-连续（in-cons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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