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办？》不是一篇孤立的著作，他是在与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葛兰西“阵地战”思想的斗争中编制起来的。本书的理论任务在于：通过回顾列宁对革命实践的发问——怎么办，才能有利于引导和组织工人与民众的阶级斗志，使之战胜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铺展一种以矛盾，特别是矛盾的特殊性为核心的整体性分析视角，利用这种视角把控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发展的根本动力，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不同时代社会特征下的内部一致性因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种经济的强力，这种强力最主要的表现是劳动力的商品化）。在抓住了这一核心后，阿尔都塞针对葛兰西的思想进行了大篇幅的讨论和修剪。他先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关系出发，通过阐述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渗透出发（当然，上层建筑的组织形式和运行逻辑自然是由生产方式所决定的），指明了意识形态造成劳动群众“有的知道的比自己所知的要多，有的知道的比自己所知的要少”这一情况，据此给出了无产阶级政党解释“怎么办”问题的一个具体思路：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要遵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阿尔都塞对这一原则的理解仍要回到其对矛盾这一辩证法环节的认识中：其语境下的矛盾脱离了黑格尔语境中矛盾在事物发展的总过程中的动力源的地位，当然也就失去了在整体上的“运动”的活力（黑格尔辩证法中的矛盾：从一件事物中分裂出的朝向另一趋势发展的一端，这一端试图控制或凌驾于整个运动系统，而在这两端的斗争过程中，事物首先走向自己的反面，又朝向着更高的境界回归），成为了一个在整体上静态的结构。即由一个确定性的权力关系所统摄的两端，两端的形式，以及斗争的方式不管如何变化，这种权力关系是固定不变的，除非彻底破坏掉这个结构，否则我们很难从中看到处于被统治的一端如何生发出内在的变革动力。这个权力关系，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问题中不变的，基础性的要件。在确立了这一原则的基础上，阿尔都塞开启了对葛兰西历史主义的批判。

阿尔都塞所做出的第一个首要的工作，就是对“绝对历史主义”这一概念的质疑，这一质疑宣布了“绝对历史主义”分析方式的非法：绝对历史主义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历史的，应该采用历史的眼光进行考察。那么在此语境下“历史”概念也应是历史的，也应当对其进行历史性地考察。在此，一个锚定的核心被拆解了——既然历史概念本身就是变动不居的，那么我们对世界的历史主义的分析，不过是诸多现象的随心所欲、六经注我的拼凑。放在论战的背景下，即一针见血地指出，忽略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社会分析从根源上来说其实就是对社会现象偶然性的，随机性（他完全服务于个人的斗争策略和理论进路，而非阐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结构）的组合。葛兰西的革命理论为何被视为一种“绝对历史主义”。此处的工作是对葛兰西的思路进行阿尔都塞式的转写：葛兰西的革命理论开始于对“人”的哲学性质的探讨：人的性质在于能动性，即人能够通过感性直观的实践活动创造自己的历史，这就把能动性的外延扩张到了无穷大的层面。而正是因为拥有这种能动性，葛兰西将黑格尔辩证法中的东西重新捡了回来，开辟了一个不同于国家的活动场域：市民社会。在这不仅存在国家对人们意识的领导，还存在着各种异于国家意识形态的意识。这一丝喘息的空间让葛兰西看到了斗争的希望，于是他根据自己对知识分子和国家的经验性观察中总结说：世界上诸国家的革命存在两种结局，成功的和失败的（多么亚里士多德式的判断），失败的国家仅仅凭借强力进行统治，导致无法将市民社会整合进国家中去。而成功的国家通过有机知识分子——谦卑的国家意识形态容器，孜孜不倦地对那些缺乏感知的人民进行灌输——将国家意识形态渗透进市民社会中，从而整合社会各层面形成一个“伦理统一体”（人民在此仅仅实行同意的权力）。这种运动形式让葛兰西发现了无产阶级的斗争策略：国家就像坚不可摧的堡垒居于视野中心，而围绕着这一堡垒的是壕沟遍地的市民社会，无产阶级需要在自己的知识分子的带领下，在市民社会的每一条壕沟里进行领导权的斗争，直到完全把国家这个堡垒包围起来，获得胜利。

由于对整个经济基础，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迫和强力被葛兰西在理论上空缺了，他的整个分析路径成为精巧但错误的“历史插花学”。人的确存在创造感性直观生活的能动性，但它却是在人们创造出来的那个特定的生产关系中才得以实现，那么在“少数人能动地剥削多数人”的客观现实中，一股脑地返回马克思在早期从类本质的层面提出“人”的概念可谓空泛和不妥当。在确定了一个空泛的概念“人”之后，那个铸造“伦理统一体”的“革命”概念也是失效的，只要完成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整合，无论是国家对市民社会的，还是市民社会中的人对国家的，都可以称为“革命”，那么“革命”本身也空泛到成为一个包含了巴黎公社、十月革命、六八运动乃至纳粹崛起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的筐子。这也能够直接地观察到，由于忽略了生产关系这一底层的甚至是决定性的条件，葛兰西对于自己在政治上的主要对手——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性功能缺乏正确的认识。在对诸多历史的碎片的观察中，葛兰西提出了国家的两个“环节”，这两个环节可以被视为国家统治的两种手段，整合市民社会的手段。第一个环节是强制、暴力或专政的环节，另一方面就是领导权、同意、赞同的环节。而第二个环节恰恰是国家之外的范畴，由领导权机器组成的市民社会。国家的一个环节居然在国家外部，这无疑是一件咄咄怪事。葛兰西在此处的矛盾正是因为他忽略了，甚至可以说潜藏了一个能够将这两个环节统一起来的要素，就是“阶级统治”。阿尔都塞没有能力解放身陷囹圄的葛兰西，但是他通过将葛兰西的理论置于阶级统治的主题中进行结构化的转写从而使这位充满天才灵感的革命家从他自身的理论囚笼中解放出来。在资产阶级国家中，领导权正是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的权力，其通过自上而下的（有组织的，或无意识的）渗透，实现了意识形态上的对市民社会的征服（这种征服表现为了获得市民社会中广大成员的同意）。同意权获得是以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强制为保障的，这种保障包括：（1）强制的使用；（2）强制的在场；（3）强制的溶解。此时无论是从革命的策略来说，抑或对资产阶级国家的分析方法上来说，视野已经转向了强制，或资产阶级的在政治上的统治权力。

阿尔都塞将强制的问题在马基雅维利与葛兰西的对比中展开。在阿尔都塞眼中，马基雅维利是以唯物主义者最现实主义的视角第一个探讨阶级斗争和阶级统治的问题的，在马基雅维利那里，旧的封建贵族已经成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发展的阻碍，只有通过绝对君主制的形式才能创造一个有利于资产阶级发展的民族国家。在这个君主制国家中，君主通过狐狸和狮子的两副脸孔对人民进行统治。狮子即为强力，而狐狸就是根据形势的要求而随心所欲地使用强力和同意的能力。君主对同意能力的使用表现为君主的德性，即经营一套表演性质的价值序列，将统治秩序集中表现在某个人身上。而依靠强力，如通过军队中的融合对公民进行政治教育，使得人民生产出同意，这就触及了意识形态的问题。君主不再是个人，而是资产阶级斗争的策略，依靠“德性”——资产阶级价值的展演使人民群众生产出对资产阶级国家的“符合期待”的认识。想要获得人民群众对资产阶级领导权的同意，必须建立起资产阶级的国家；而为了建立资产阶级国家，又需要资产阶级赢得领导权——这成了一个循环。而马基雅维利使用了“人—狮子—狐狸”的行事方式来解决这个矛盾。人代表着智力的诚实，代表着主体对自己生存境况的全部认识和想象，他意识到自己必须做些什么。狮子：他使用的强力，政治上的实践经验，这很大一部分程度上依赖“运气”的因素。狐狸：马基雅维利使用的核心的策略，他要自己首先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容器，毫无保留地向人民述说有关于君主以及君主所实行的统治的一切，述说君主的本质以及君主作为个人仅仅是一个偶然的存在，因为他相信在阶级斗争的过程中，这种澄明的后果自然是实现人民群众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生产性的同意，此时君主才真正获得统治的一个前提条件。而另一个前提则是暴力的使用。为此阿尔都塞为葛兰西的革命策略，甚至整个欧洲党议会斗争的路线做出了回应：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活动仍然不能离开强力（暴力）进行，而组织无产阶级阶级斗志的方法，就是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中揭露建立在剥削性的生产关系上的“强制的同意”，使无产阶级在权力结构中真正明悟自己的生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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