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与背景

教育暴力是指教育者为提高受教育者学习表现所使用的一系列危害受教育者身心健康的教育手段。其适用范围为学校教育领域，我将其借用并以“家庭教育暴力”这一名词称呼家长在家庭教育过程中所使用的一系列伤害危害子女身心健康的手段。

这一概念的提出来源于我在前年暑假做家教时的经历。那时我在为一位街坊家里的小学生进行课程预习。他的成绩尚可，热爱运动。但和其他同龄孩子不同，他在“外人”身边表现出安静内敛的性格，在家长和我的面前显得有些过分乖巧，但在和同龄人玩耍的时候却有些过于调皮。在我的印象里，他经常迎合成人的期望，有时甚至是采用说谎的方式。后来在与其母亲的接触中，我发现他的母亲总是用强制的手段打压他的想法，或强迫他服从权威。我非常好奇，X母亲的教育方法是否对X的性格表现产生了影响？因此我决定对这一问题开展实地研究。

二、样本与方法

（一）抽样

我在研究设计过程中采用了立意抽样的方式，即通过寻找特别能够提供信息的个体来获得对研究问题的深入认识。本个案的主角X是我通过个人关系联系的。X是一名十一岁的小学生，在离家不远的某小学读五年级，是我的校友。X与我共同居住在一个社区，仅仅相隔三栋楼的距离，平常两家以街坊邻居相待。他的家里拥有一间临街的平房，被X的父母改造为一家小饭馆，我的父亲经常到此就餐，并与店主，即X的父亲发展出了较好的朋友关系。我从高中开始经常光顾这家店铺，并在去年接受了X母亲的委托，作为X的家庭教师进行了为期约两个月的教学活动，在此期间，X的母亲多次与我讨论关于X的学习问题，使我获得了X成长过程的大量信息。同时，X的母亲和X分别作为家庭中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对我的态度皆较为信任。

X的性格较为内向，在学校的朋友不多。X在家长和我面前显得乖巧听话，安静地甚至有些沉闷；但他在同龄人面前同时也有爱玩的一面，去年暑假经常与我的侄子在体育场玩到晚上十点。在我与他展开密切接触之前，他的成绩处于中上游，现在位列班级的前几名，这也是X的母亲希望他尽力保持的。除了学习之外，X也是所在小学足球队的一员，他热爱这项运动并且技术优秀，但他的母亲以耽误学习为由反对他踢足球，两人为此爆发了一些矛盾。

（二）调查方法的选择

我选择开放性访谈和参与性观察作为研究的方法。开放性访谈共计四次，每次访谈的时间约在十五分钟左右。为了记录访谈中调查对象的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我在征求X和其母亲的同意后，使用实地笔记对访谈过程中的交流内容和观察内容进行记录。由于家庭教育中的教育暴力具有隐蔽性，且提及这类事情会对研究对象带来难堪，因此我在访谈问题设计的策略上以旁敲侧击为主。

调查中的变故改变了我涉入的深度，我可以通过体会矛盾的发生从而观察各方的反应与活动，从而藉由观察材料构建出的“意义链”揭示更加深入的内容——教育方式对受教育者心理和行为的影响机制。因此我也同时采用参与性观察的方法支撑研究，通过实地笔记记录研究对象的活动信息。

（三）报告的写作

本报告使用了定性研究常用的三种行文风格：（1）忏悔的故事。由于我在调查之前已经与研究对象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交往，因此在田野工作的初始阶段对双方提供所资料的解读带有过去观念的痕迹，其中有一些不免是偏见。随着观察的深入，我对自己的判断和观点进行了一些修正，因此通过此方法体现我在研究过程中的认识变化。（2）现实主义的故事。由于研究对象之间立场观点的不同，因此我通过此方法以客观真实地记录双方的想法、行动，减少我主观的影响。（3）印象的故事。由于本研究需判断的研究对象行为和心理的成因，需要对整个“场域”进行详细的描述与说明，以从中判断筛选相关因素和无关因素，建立合适的推断。因此我通过此方法对在田野中的经历进行整体且连贯的描述。

三、收集材料的过程

2023年4月16日下午16时，我来到了X家的小店，之所以选择这个时间是因为当时X还没有放学，而且距离吃晚饭尚早，没有几个客人进来，X的母亲有时间和人说话。我没有考虑与X的父亲搭话，这是受到之前在此当家教时的经历影响。X的父亲是店里的厨师，每天早上八九点就要到店，开始进行洗菜、择菜、切菜等预备工作，行业术语叫“打荷”。饭馆在中午十一时开始上人，到中午十四时左右最后一波客人离开，这三个小时是X父亲最忙碌的阶段之一，他必须待在厨房里应付各种菜品，很少有时间出来抽烟放风。十四时之后，X的父亲仍然无法离开店铺休息，一方面他需要和妻子一起收拾碗筷，另一方面他要随时处理可能光顾的外地旅者的订单。这个时候他比较清闲，经常和我父亲在网上联机打牌。晚上十七时开始，一直到晚上二十二时，他都要坚守在厨房制作顾客的晚餐。在收拾完一切后，他才会精疲力尽地在晚上二十三时回到家中。因此对于孩子的教育，他既无精力也无兴趣。当我向他问及X的情况时，他说：“我不管孩子，孩子都交给他妈管了，你去问他妈吧。”

X的母亲带着围裙，坐在店里柜台前的桌子上浏览手机上的信息，她负责打扫店内的卫生，帮忙打荷，在客人多的时候也会到厨房下面条、做土豆粉，此时正是她清闲的时刻。她看到我的到来非常热情，也下意识地问我想要吃点什么。我向她说明了来意：“阿姨我来看看X最近的情况。”她立马变得严肃起来——我认为她的观念里，我是教育方面的相关“专家”，因此只要我来到她那里，很可能伴随着一份“方案”的出现，一份有关她孩子提高成绩的方案。但那时我看到了她严肃的面容，自己也紧张起来，因为自从去年暑假后，我就再也没有管过X的学习，如果X的成绩退步的话，我之前的教学活动大概会与此事相联系，因而被认为是“失败”的，这恐怕会影响到我调研的开展。但他接下来的话让我打消了疑虑：“X这回考的可好了，就他前几天那次期中考试，数学考了一百，英语考了九十多，总分排到班里前几了，他现在数学一考都是九十多，老师还夸他呢。”趁此我向她提出了访谈的申请：“阿姨我现在有一个作业，我想听听您在家都是怎么教X的，中间我可能要记一下，回来写材料要用，不过您放心，所有涉及咱们个人信息的话我都会做处理。”她听到我要写作业用，欣然答应了这个请求。

在我准备开始进行正式访谈时，X的母亲先从冷柜里给我拿了一瓶汽水。我打算先从X的学习状态引入我要说的内容。我从“X在家是否玩手机”这个问题开始问起，成功打开了X母亲的话匣子，她先从X天天在家玩手机不背书开始抱怨起来，又说到他在校足球队里“浪费”（X母亲的原话）了不少时间。随着她越说越愤慨，一个计划之外的请求诞生了——她话锋一转，拜托我劝劝X，让他每天把踢足球的时间用在学习上，最好是能够退出足球队。很明显，她将我当成了仲裁人的角色，希望我利用自己的知识和在X面前的威信使X能够一心一意地学习学校课程。如果我参与到其中并进行调停，便可以通过对这次矛盾的观察以更好地判断X母亲存在哪些教育暴力行为以及这些行为是否对X产生一定影响，因此我改变了涉入的深度。但我很清楚X对足球运动的热爱，他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学习足球技巧，到现在已经在不少比赛中取得了好成绩，这也许会成为他未来发展的一条可能的道路，基于此我并不打算作为X母亲的“钦差大臣”去劝说X放弃这项爱好，而是通过了解X的情况向他介绍一条能够平衡运动与文化课程的生活道路。

与X的第一次访谈是在我的家中，这样可以使X摆脱家长的压力而在我的面前提供更多的信息（在当时我认为他对我的信任使他没有必要在我面前撒谎）。X是在下午放学后过来的，他穿着一身足球服，背着书包和足球来到了这里，脸上沾了一块灰，应该是在田径场跑步的时候不慎摔倒了。我先是咨询了他关于近期学习状态的问题，没想到在手机问题上他又对我撒谎了。我认为他撒谎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将我看做其母亲权威的延伸，害怕我将他所说的话转述给他的母亲；二是撒谎已经成为了他一种习惯性的表演。我没有揭穿他的谎言，在向他强调说真话的重要性后，我向他询问了关于他进行足球训练的信息，他对这种问题表现地较为得意，交谈氛围逐渐轻松起来。之后我把重心放在了关于他在家是如何受到母亲管制以及他自己的感受上。在回答刚开始的阶段，他给我提供的信息较为谨慎，因为他仍然存在我会把这些话告诉他母亲的顾虑。这时我对他进行了欺骗，告诉他问你这些问题是为了制定他明年暑假的课程安排和学习计划时，他才逐步放下警惕。

在了解完这些信息后，我提出把他送到体育场去的请求，他很高兴地同意了。我在半路上给他买了雪糕（平时他的家长几乎不允许他吃雪糕），我认为这样能够进一步获得他的信任。但在我们到达球场上时，有一个突然事件发生了。几个与X年龄相当穿着校服的孩子也在场上踢球，看样子好像是X的同学。他们一看到X过来，便大声起哄，语言里也夹杂着辱骂性的词语。见状我赶紧把X带离了球场，找个安静的角落待着。我以前一直认为，X虽然性格内向，沉默寡言，但他无论在运动上和学习上都有可圈可点的地方，怎么样都不会成为被欺凌的对象，因此之前我从未问过他相关的问题。在角落里，我询问他在学校里与同学们的关系，是否受到欺负，他扭扭捏捏地告诉我曾经有几个人欺负他。当我问及他为什么不找父母、老师求助时，答案是令人痛心的。“我给我妈说过，我妈说你不搭理他们他们不就不会欺负你了，她不让我往外说，说这种事情麻烦老师不好……”当我问及关于此事是否得到解决，他告诉我，在足球队里他认识了一个身体强壮、性格直率的“大哥”（比X高一个年级），那位“大哥”帮他出头解决了问题。我继续询问他球场上的那几个小孩子是谁，他仅仅小声说“不用管他们”，就不再回应我的问题。我个人推测，那几个孩子可能是曾经欺负X的成员，这次抓到了他校外落单的机会，于是便大声起哄来表现自己的不服气。

2023年4月22日下午，我和X和X的母亲进行了三方会谈。当我刚刚到店，尚未说明来意时，X的母亲就上前迎接，并高声呼喊后堂的X让他来见面，在她的用词里已经给我安排好了这次来访的任务——“你哥哥现在来了，你过来好好听听他给你讲学习的！”当我向他们提出是否可以让我边说边记时，二人都没有意见。于是我们找了一个靠墙的桌子坐下，我坐在他们两人的对面，正对着X的母亲，X坐在靠走道的一侧。这一次对话我先从查阅的资料开始，我向X的母亲介绍了关于中考体育特长生的相关政策，包括我所听到的郑州某中学对体育特长生的培养模式。在对话的过程中X的母亲听得很认真，我也能轻松看出她感兴趣的方面，他提出的问题都与体育是否能够有利于继续学习文化课程相关。“你说的这个以后中考上一高是不是很方便？”“他要是因为练这个会不会耽误考试？”“他要是这样上高中了那高考又该怎么办？”同时她也没忘了在我话语的空隙中数落X，数落他踢球踢不出名堂，学习也学不出名堂。）X只是侧着身子低着头，默默地坐在那里。之后我又谈起X的学习情况，告诉X的母亲他的学习能力比较优秀，只是需要培养学习习惯。因此我提议三方共同制定一个每日学习安排表。我打算让X自己制定，每天留出一定的运动时间，使其达到学习和娱乐的平衡。我当时认为X的母亲应该可以同意这样的方式，并且应该能理解一个小学生需要时间去游戏和运动。但令我没有想到的时，我刚把纸和笔递给X，X的母亲就一把接过并还给了我。“还是你给他订吧，我害怕让他自己写他把时间都划在玩手机上，你订这个比我们俩都合适。”在完成了这项工作后，我向他们告别，结束了第三次访谈。

我一直在寻找机会进行第四次访谈，关于X母亲对职业教育看法的访谈。开展这次访谈最大的问题在于，在X的母亲眼中，我一直是作为一个应试教育的“出头者”的身份出现，因此我担心如果向她询问职业教育的相关问题，他是否会觉得，我的话是在暗示他的孩子以后也可以向职业教育的道路发展。如果她这样认为的话，那么在她的眼里我就变成了一个把她的孩子“往火坑里推”的人。在6月初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她的大儿子即将高考，这时她已经在担心报志愿的问题。由于她对相关的操作和方法一点都不了解，于是便来找我求助。我选择在一个下午无客的时段进行访谈。到店后她和丈夫都在休息。她大概在看短视频，而她的丈夫在用手机打牌。我先向她介绍了报考的基本流程，之后她又向我问起教育机构代选志愿的问题。在这一段谈话中她和丈夫起了两句争论，大致内容被我记忆了下来。在争论结束后，我又简要向他说明了一分一段表的使用方法。在她大致明白后我就借机展开了“闲聊”，在其中我提到了职业教育问题。为了保证她的观点不会在交流的环境中受到某种意见的偏向影响，我尽量使用描述性的、实证性的语言而非观点性的、印象性的语言进行表达，并尽量从正反双方进行描述。但从她的言论中可以看到，她对于职业教育的态度还是相对保守的。在获得了足够的信息之后，我向他们告别，退出了现场。

四、研究结果

（一）X家教育暴力的表现

X家教育暴力的最鲜明表现在于X母亲对X的体罚上。我注意到在谈话中多次出现了X母亲通过责打的方式教育X的内容。而X受到责打的起因仅仅是因为自己的调皮惹恼了母亲，在对话中，X母亲也强调打他的原因是因为“把自己弄烦了”，正如她所提及的：“我那天给他带到了我们店里，我在那忙着择菜，让他自己好好背书，他一会蹭蹭这里，一会摸摸那里，一会都给我弄烦了，后来我听见外面没声了，就从里间出来一看，谁知道他又给门口踢球呢，气得我扇了他两巴掌”。除了调皮之外，X对手机的沉迷也是他挨打的重要原因。他们母子因为X偷完手机而爆发了许多不愉快，最近一次的导火线是在X的手机被没收锁在柜子里之后，X在没有告知母亲的情况下又偷偷跑到同学家里玩手机，结果一下子错过了午饭时间，让母亲找了半个小时，随即X的母亲“把他找回家，把门锁上，那笤帚疙瘩抽了他几下”。这次的越轨行为在X的母亲眼中是极其过分甚至无法原谅的，因此她让X闭门反省，到第二天早上为止都不能吃饭。X的母亲也为自己的惩罚方法找到了合理的解释：“既然他不是不想吃午饭嘛，不是喜欢玩手机嘛，那干脆饭也别吃了，尝尝挨饿的滋味。”但这种话语在我的认识中多少含有赌气的成分。

除了体罚之外，压制儿童的自我表达是X家教育暴力的又一鲜明特征。为了学习考虑，X的母亲想要让X放弃自己的课余爱好，把时间应用到学习中。我的研究实际上也是通过观察X母亲与X在踢足球一事上爆发的冲突所展开的，在这一过程中，X的母亲多次表达了“要是以后跟着外面的教练学足球也太贵了”、“踢球也踢不出什么名堂”、“将来要是因为踢球耽误小升初就毁了”等观点，而关于X在校队获奖的事情，她并不知道，同时她不能理解、也没有问过为什么X这么喜欢足球。在她朴素的认识中，并不能够分清足球职业、足球爱好之间的区别，而是将其作为手机游戏一样的影响读书“正道”的洪水猛兽看待。在压制X自我表达的过程中，X母亲还经常无意识地展现自己的权威。在访谈中每一次我到她的店里时，她都会把我当作“指导X学习的专家”，从而在X面前给我赋予了合其心意的角色，也许她的确是这样认为的，因为我之前的“教育成果”给她带来了很深的印象。但从客观上而言，我被赋予的身份定位也为本次研究笼罩了一层隐形的阴影。

可能会造成最长期影响的家庭教育暴力行为是X母亲对X情感的忽视。无可非议的是，X的母亲绝对是一位负责的母亲。她非常关注X的成绩，每天忙完自己的伙计后还能检查X的学习进度，还曾让我用她省下来的钱给X买了一大批他感兴趣的课外书。无论我提出什么样的建议，只要是她认为对X有好处的，都会全力支持。但对于X向她表达的信息，往往存在失察的情况。X很少能够得到母亲的鼓励和赞扬，往往在考试成绩优异的时候，他才能享受到母亲的夸奖。但是这种夸奖伴随着焦虑——“我看看你下次还能不能保持这个名次”，在这里，学习名次的波动是不被允许的。除此之外，当X陷入欺凌事件，需要家长情感和实际上的支持时，这位保守的母亲说，“你不搭理人家人家就不会惹你，这种事情打扰老师不好。”对子女情感的忽视似乎是中国传统教育的通病。传统式教育是结果导向的，相对于子女的情感体验，父母更关心子女实践的结果及其程序的规范。因此X母亲的表现大概也是上一代大部分父母的缩影。

（二）X家教育暴力对X性格行为可能产生的影响

X家教育暴力对X性格可能产生的影响在于，由于长期得不到来自母亲的情感反馈，且自己因爱好向母亲提出想法和请求时，通常被母亲予以否定。因此，在X的心理就埋下了“我跟她说了也没用”的印象，从此当X遇到需要解决的问题，尤其是挫折和焦虑时，他更倾向于自己消化——“没事，我就不跟妈妈说了。”不仅仅是消极的经历，X所拥有的喜悦与幸福也逐渐不向母亲分享，他所在的队伍今年获奖的消息，他完全没有告诉自己的母亲。这样一来，X便减少表达自我的频率，性格也逐渐变得内向寡言。

X家教育暴力对X行为可能产生的影响在于，X在“犯错”时往往无法获得正确的引导，X的母亲总是采用压服或惩戒的方式来反馈X的“错误”，这导致X不再反思“错误”本身，而是着重考虑自己做了“错事”如何免于母亲的责骂或体罚。一方面在母亲面前表现地乖巧听话，而在母亲不在的时候尽情放飞自己爱玩的天性，X在这割裂甚至是相反的两种状态中小心翼翼的穿梭着，这使他既可以坐在板凳上安安静静地听着我们长达半个小时的讨论，也可以和自己的同龄人在体育场疯跑到深夜也不回家。当自己的行为被发现后，他会想尽一切办法甚至是使用说谎的方式掩盖已经发生的事情。无论是在玩手机上还是疯跑上，他撒谎的目的只有一个：“我怕妈妈骂我。”而在这样的高压下，他的行为没有如母亲的愿望而改善，反而随着叛逆心理的作祟而显得更加乖张。

（三）导致X家出现教育暴力的可能原因

以下两个原因可能导致X家出现教育暴力：其一，X母亲家庭教育能力的缺乏；其二，X母亲对X未来发展道路规划的单一性。

X母亲对X未来发展道路规划的单一，主要表现在X母亲对X“好好学习，然后考上好大学”的期盼上。由于X母亲文化只有初中学历，知识的不足导致她对高等教育观点带有相当浓厚的崇拜性滤镜。结合她对常年以来从事体力劳动的艰辛的认识，“考上好大学，然后当白领”也许对于X来说是最为成功的选择——社会地位、劳动强度和薪酬都是她最为满意的，也是她所渴望的。职业体育道路是否能培养人才，在她眼中这是一个充满变数的渺茫的概率论问题，其中所消耗的成本也不是这个普通家庭所能够承受的，虽然X对体育充满热爱，但是X的母亲却缺少支持他将其作为职业发展道路的条件与资源。而对于职业教育而言，X母亲更表现出了强烈的不信任倾向。她认为“现在职校那么混乱，男的小小年纪就抽烟、喝酒、纹身、打架，女的才多大点，就自己不爱惜自己”，就是“毁灭人的地方。”诚然，我国的发达地区和大城市已经实现了良好的职业教育体系，国家也提出了发展职业教育的相关政策，但是对于缺乏人才、缺乏配套产业的小城市来说，职业教育仍只能用“混乱”一词描述。这里的人们对职业教育的看法仍然是，也只能是与“失败”和“落后”相关。那么在她了解了发达地区的职业教育的先进性，了解了国家对职业教育的重视后，是否能够改变自己对职业教育的观点呢？答案是否定的。对于普通体力劳动者来说，战略、未来和趋势与自己的生活似乎并没有直接相关。那些能够计入追逐潮流和锐意创新的成本——时间、知识、金钱也从未向他们身上倾斜。在他们面对自己最关注的事情——阶层跃迁的战争时，他们只能依靠经验、传统和从劳动经历中生产的刻薄印象作为判断和选择的依据，一是由于他们的生活方式如此，二是由于对于他们而言，这样是最廉价、最高效的方法。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当我们感叹体力劳动者为何不进行这样或者更好的选择，斥责他们由于眼界的限制而滞留底层的时候，我们业已将一个处于生动社会关系中的人掏空，或将自己代入到当时的场域——在这样的思维方式中，我们又如何履行“假设的正义”，又如何追求公平呢？

X母亲教育能力缺乏表现在二个方面：一是X的母亲缺乏教育的知识。她作为只有初中学历的体力劳动者，对于教育孩子的理解就是约束和纠正。没有精力、也没有能力去了解更多有关教育的知识尤其是家庭教育的柔性手段。二是X的母亲无法获得更多与孩子相处的时间，X的母亲每天上午七点开始就要到店里劳动，在下午还找了一份兼职的工作，一直到晚上九点之后才有充足的时间与孩子沟通。而X的父亲在家庭教育中所起的作用也令人堪忧。他把所有教育孩子的工作全部推给X的母亲，却又在很多地方干涉X母亲的计划。如这次为X的哥哥报志愿的事情，X的父亲不参与报志愿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只是说“他已经说过了让他的美术老师报志愿”，自己就不再参与。但当X的母亲想要到教育机构了解代选志愿的情况时，X的父亲又粗暴的下结论“这都是骗人的”，然后以“尊重孩子选择”的名义赶X的母亲去上班。这种态度可能会造成X母亲在教育上的无力感和焦虑感，从而以更加严格、更加武断的方式对待X。

五、小结与讨论

综合所有材料，X家教育暴力的表现在于：X的母亲以自己的思维为中心，忽视X的感受和自尊心，经常使用语言责骂X，而很少对他的行为进行认可。除此之外，X的母亲过多干预X的生活，剥夺X的活动自主权。最后，X有时还要受到体罚。这些教育手段对X产生了以下可能的影响：X的诉求和心声很少得到正当的、肯定的回应，使他在人际交往中缺乏主动表达自己的欲望；X为了少受责骂和体罚，在拥有教育权力的人的面前进行“表演”，甚至通过谎言以换取他人的认可。但我们无法苛责X的母亲，原因有两个：其一，X的母亲缺乏教育相关的知识和精力，因此只能采用自己认为“最有效”的方法管教X。其二，由于长期从事体力工作，X的母亲充分认识到了知识对于改变人生命运的重要性，尽管这是一种朴素的认识。再加上X的家庭经济情况并不宽裕，读书对于X而言是成本最低的人生道路。因此X的母亲将好好学习文化课程作为X人生走向成功的唯一途径，在其中出现的任何挫折和失利都是难以忍受的。

我们的结果仍然有以下几个方面可以继续深入：一是关于X性格和行为的形成。性格和行为的形成是一个涉及到多因素共同作用的漫长的过程。我们仅能说明X所受的家庭教育是如何影响他的性格和行为的，但其中还有哪些因素也在起作用？家庭教育因素在这一过程中占有什么地位？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并不明确。二是我们是否就可以说，受到过家庭教育暴力的儿童更容易形成内向的性格，更容易产生撒谎的行为？这涉及到研究的推广度问题。我认为X作为一个个案有其自己的特殊性，并不能把发生在其身上的事件作为一种模式进行推广，但这份报告的结论依然可以给予有志于探索家庭暴力影响的研究者一些启发。三是我在分析X家教育暴力的成因时，把家庭教育暴力作为一种失当的教育手段，但我忽视了X的母亲对自己教育手段的看法。他是否将其作为一种正当方式？或是一种无奈之举？查明她的态度有助于对X家的家庭教育进行更加深入的理解。

在收集材料的技术上，我认为对于笔记的记录方法还需要进行完善。在谈话的过程中，为了尽量把双方所说的内容记录清楚，这使得我在大多数时间都不得不趴在桌子上边听边写，甚至有的时候还需要边说边写，这是一种很不恰当的做法。一方面，我虽然可以观察到研究对象的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但是缺乏与研究对象的神情交流，降低了交谈的效果。另一方面，我一直进行记录的行为，可能使研究对象认为他并不是在接受访谈，而是在接受审讯。因为这次选择的对象是关系比较紧密且没有了解过实地研究的人，因此我才能够勉强将收集资料的活动进行下去，如果下次更换了其他的研究对象，则需要使用录音与笔记相结合的方法，录音记录谈话内容，笔记记录在对话中值得注意的非语言性活动。

综上所述，我对X家家庭教育暴力及其影响的认识还处于一个扁平的阶段。找到更多细节以建立立体丰满的理论是我有机会要开展的下一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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