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Seuil出版社1988年法文版译出

“忠贞并非如无用的礼物般
匆匆被交予我们的灵魂。”
《在多瑙河源头》

那为荷尔德林独有、也为他至高的宁静奠基的痛苦，他诗歌的无暇，就是这样一个洞见：对在场的居有乃是在一个事件、一次从位置向他自身的悖论性的逃逸中被调谐的。事件降临的位置，其名称对于荷尔德林来说即是祖国：“是的，确实如此！生于此的故乡、祖国的土地；/这就是你寻找的，已经这样近了，就要和你相遇。”祖国乃是萦绕着诗人的位置，而我们知道海德格尔受益于这句诗行“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我在此不过多说明，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的阐释让此后的阐释都依赖于它。以这位大师已经确定了的方向为参照，我在此想特别提出一种扭结。可以看出来，我们强调了不一样的地方。
有一种祖国的矛盾，而在荷尔德林的意义上，这矛盾创生了一个事件性的位置。实际上，做到与事件的呈现相一致——荷尔德林称作“通晓如何自由的运用故土的东西”——假设了我们能通过出离和逃逸来共同承担灾难。大河将会粗莽地冲垮一切阻碍，冲过平原走向其流逸；它们的起源之处是空无，而我们仅仅被其涌流的对一的溢出分离开来（“难解之谜，就诞生于纯粹的涌流！”）。祖国首先是人们离开的地方；但不是通过我们把我们自己和它分离开，而是通过更高的忠诚，这忠诚在于领会祖国之存在也就是其自我背离。在《漫游》一诗中荷尔德林说，祖国、“蒙受幸福的施瓦本”自己成了一个位置，因为在那里人们听得见“起源的声响”，因为“雪峰以最纯净的水滋养了大地”。这流动的逃逸的标志正是其与祖国的联结。很清楚，一种“故土的忠诚”，自人们“于迫近纯粹的涌现”而栖居之处向前行进。对位置的忠诚于是在其本质中也就是对事件的忠诚，这忠诚把自己保持为既是源头又是逃逸；而位置是迁徙、流荡、径直走向远方。又是在《漫游》中，荷尔德林在激发出他对祖国施瓦本故土的忠诚之后呼喊道：“而我，我欲往高加索！”这种普罗米修斯式的勃发是忠诚最有效的程序，也决不和他的忠诚相悖。就像莱茵河不耐地启程，“被它高贵的灵魂引向亚细亚”，实际上完成了它对德意志的居有，安详而慈爱地为它的城池奠基。
诗人通过他的出离和盲目的远行——盲目乃是因为事件-出离的自由就在于这一缺省，因为那些半神的河流和诗人们“自其灵魂深处太过懵懂，不知晓他们去往何处。”——他们以之为尺度，对祖国保持忠诚；在他们在其中逃离自己的位置的自身保持中，祖国也对流亡者保持忠诚。在上述情况下，这些说的都是一回事。标题为《漫游者》的诗说：“你也总是忠诚的，总是对流亡者忠诚/祖国的天空，你以往总是如好友般迎接我。”而相应的《在多瑙河源头》里，“忠贞并非如无用的礼物般匆匆被交予”诗人，也是诗人护卫着这珍藏。祖国和诗人作为位置和参与者，在事件的“原初涌流”中交换他们忠诚的法则，每一方都要在这个人们检视每一事物的往复运动中迎接另一方——当“黄金的光芒在窗间嬉戏”，而“秘密的阴影在那里把我领进家室和园囿/从前，就是在那儿，一位可爱的父亲和植物们把我抚养”——这段每件事物在其中保持于阴影的距离，将会向此携来本质性的出离。
而且可以确定的是，我们将欣喜于，这距离真的是一种原初的联结：“是的！往古的东西还在那里！事情生长、成熟，却又纤毫未改/在那里生活和爱并不自绝于忠诚”。不过我们可以带着欢快考虑得更深一些；我们携有忠诚，在其近旁通过锻炼来引导之，也和它共同承担着；而在那它保持为源泉的远处，我们始终权衡着它自在的实在的本质：“哦青年的光辉，哦欢乐！你就是如此/然而从前你倾倒了何种更精粹的精神，/黄金之泉从这神圣泉涌”介入者和出离本身一起旅行，被神所震动，诗人为位置带回来它的毗邻的意义：“不朽的诸神！…/离开了自己，我也同你们远游，/你们是愉快的，还让我归返时更少稚拙/这就是为何我现在自斟满到边缘的酒，/从莱茵河的温煦山岭，予我纯粹的杯盏！”
忠诚作为荷尔德林诗作的中心范畴，同样生产了在折返之点上驻留于位置的诗性能力。这能力也是这样一种科学，寻求毗邻于故土的狂暴流动着的撕裂，在那里阐释者应当向构成位置之物、向实际上柔缓的光亮有所探求。在德意志最柔缓之处，它命名了从这柔缓本身的空之中拖拽出来的东西：异乡游荡者的使命、作为悖论性的事件的“高加索”。
这也让诗人能够不再在其安排好了的布局中，而在其事件中阐释德意志——这就是说思考莱茵河，这“迂缓的航行（循其似在祈求但又狂怒的源头）/流经德意志的田野”，——把莱茵思作从另一事件而出的忠诚的斜向追溯之线、希腊性的事件。
德国思想家里当然不唯荷尔德林相信，从其未定型处和其源泉来思考德意志要求人们对希腊式的架构忠诚，不过更可能要对曾显现为诸神的逃遁的这一关键事件忠诚。更需要理解的是，对他来说，在事件（被荷尔德林称作亚细亚的纯多的野蛮性）和其经调制的闭合中间的希腊式关系正是德意志式关系的反面。
在这些经常被评议的文本当中，荷尔德林以一种极端的精确阐明了德意志性和希腊性之间的不对称。当他写“在其本源处，被呈现出来的东西的澄明对我们来说，和天穹之火对希腊人来说一样自然”的时候，一切都说明白了。希腊世界呈现出来的原初格局是高加索式的，尚未定性，狂暴易变，神庙的闭合之美也被一种形式的溢出所征服。相反，德意志的可见格局则是彬彬有礼的形式，死气沉沉，毫无生机；莱茵河想要到达但又必得征服的就是其艺术风格为“神圣的悲凉”的亚细亚式事件。诗性的介入者在希腊或者德意志的时候，所取的立场并不一样：在希腊一边，他要把不合法的事件连同其深度命名为光辉的完结，而在德意志一边则想要通过铺展一种亚细亚式的激昂断裂的尺度，来走向对祖国的平静接纳。所以阐释对希腊人来说是复杂的，而忠诚则令德意志人失足。诗人最好预备好去实践德意志式的忠诚，若他那时已经实践过且洞察到：如此辉煌的希腊式阐释未曾护佑诸神，因为诸神被指派向太过严苛的闭合、向形式的溢出之脆弱。
被安置到在德意志之位置边缘的介入中的对希腊人的忠诚，并不禁绝，反而要求人们能够在希腊人形式上的卓越性的效果中洞察到对深度之溢出的否认，对亚细亚式事件的遗忘，要求人们更加忠诚于那些希腊艺术家自己不能成为的希腊真理的事件性的本质。这就是为什么荷尔德林在翻译索福克勒斯的时候投入了一种更高的忠诚，而没有屈从于文学上（翻译的）精确性的法要：“由于民族的成规、若干出于习惯而造成的缺陷，希腊艺术对我们来说显得陌生；我希望就此给予公众一种比俗见更生动的观念，强调一些他们总是拒斥并想矫正的东方特征，尽管存在一点美学上的缺陷。”希腊曾有安顿诸神的力量，日耳曼则应当有能力葆存之；这一次有了诗性返回的调和，它们能有保障地安稳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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