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权“分立”的形成：以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为例

孟德斯鸠的理想模型为什么在法国无法实现，甚至在美国成功实践以后仍然无法效仿？进一步：从唯物史观出发，三权分立作为资产阶级政治国家的原型，其现实的失败是否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

在法国，行政权力伴随着资产阶级国家的形成的膨胀，并不是出于启蒙运动的设计，而是历史性的遗留。自旧波旁王朝为了在领土内铺设普遍的统治权力，从而促成民族国家的形成而企图建立绝对君主制以来，“伴生性地”在各地方建立了庞大的官僚机器，囊括服从中央集权的地域行政、司法、军事权力。这一前现代的国家机器期初代表着封建贵族阶级以及其统治下的自然性的农业经济。法国大革命前期至第一帝国，拿破仑践行了资产阶级革命，为了建立真正的普遍统治权力，也继承了波旁王朝的国家机器并且按照资产阶级的原则完善之。（与英国、德国相比）

而在1848-1851年法国阶级斗争过程中，行政权力与立法权力的冲突集中体现出来。以共和国总统为代表的行政权在膨胀的同时，几近暗示了它日后反对整个资产阶级政治原则（民主、共和）的倾向性。有机性与机械性的矛盾：各国的国民议会都直接发展自资产阶级革命，对封建建制的继承相对少，都指认启蒙运动的民主与共和原则。在此基础上，议会以整合公众意志为旨归，呈现出了调和各阶级机体，使之自愿服从的有机性。而（镇压性的）国家机器则对封建建制的继承较多，其力量在行使的过程中则有着十分明显的机械性——行政机器直接作用于个体生存条件，军队警察甚至触及肉体生存。

三权的必然失衡与倾覆

1848年建立起的共和国是各阶级为了稳定革命的混乱、联手镇压无产阶级而妥协的无奈之举，各阶级的物质利益诉求还没有在政权中（尤其是国民会议）梳理清晰、达到真正的和解。国民会议表面上是新共和国政权统一、稳定的象征，实际上只是各阶级冲突还未解决之际，为了调整斗争策略的临时谈判桌。波拿巴为了捞取个人利益做出的在各党之间的钻营，临时调停着也真正激化着议会的冲突。在各党矛盾几近不可调和之际，多数党地位与内阁权力轮番更迭，最后来到了自我瓦解的地步。

行政权力这时以绝对的物质力量优势制服了立法权力。但是从政变的结果——第二帝国的成立、各阶级相对长久的均势和工商业的发展——来看，行政权对立法权的反动并不表明资产阶级政权的崩解，相反是自我“革命”。制宪共和国时期金融、工业、商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城市无产阶级，流氓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斗争，恰恰通过总统/皇帝对于民选议会的绝对压制得到调和。各阶级相对于皇帝都收敛权力，利益诉求都通过皇帝表达，资产阶级国家以放弃权力的方式获得了（经过调停了的、面向无产阶级的）权力。

行政权力对立法权力的反动并不是波拿巴一个人挑唆钻营的结果。依其历史性而言，法国的行政权力代表着小农阶级及小块土地所有制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残余。广大的小农群众对拿破仑（第一和第三）的迷信落实到了对军队这一暴力机器的支持上。

从阿尔都塞对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A.I.E.）的分析角度来看，选举民主正是在议会这一A.I.E.中实现的意识形态，而镇压性的A.I.E.如行政官僚、（准）军事力量则是直接与广义的阶级斗争（超于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接触的物质力量。所有的A.I.E.使得国家这一意识形态得以实现：各资产阶级内部分化出来的次级利益集团在以议会为代表的国家（意识形态）中达成了暂时的稳态。

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矛盾：

自我革命、自我稳定；自我区服、自我伸张；自我破坏、自我完善。

资产阶级社会的共时结构构成以及历时性发展呈现出了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不一致之处。它并不惧怕经济危机与政治冲突与革命，社会矛盾的激发并不仅仅是其必须克服的挑战、要求现行制度调整的不一致性；反过来，社会革命被资产阶级社会当做了自己不断发展的必要条件。1847年由英国引起的经济危机需要1848年的政治革命来抵偿——通过直接诉诸暴力来进一步推翻封建制度束缚、削弱无产阶级力量；而在政治中，议会的冲突需要立法权力与行政权力的辩证转换抵偿——议会的混乱迫使资产阶级将权力交给以波拿巴为代表的国家机器来稳固议会争端。

从这一种意义上理解黑格尔的法哲学以及其名言：国家是神行走在地上——国家是资产阶级社会将阶级矛盾从经济组织转移到政治组织，再从议会转移到国家机器整体的顶峰。围绕国家机器使用权与发展前途而展开的国家政权争夺是阶级斗争的最激烈形式。历史终结论——资产阶级社会转移矛盾的手段已几近告竭（在19世纪），集中表现为国家机器镇压。

本文链接：https://www.harrypan.cn/archives/300/

版权声明：转载时须注明出处及本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