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III第七部分第2-4节。根据Seuil, « L’Ordre philosophique », 1982.版译出

有一种依照索福克勒斯的主体理论，也有一种依照埃斯库罗斯的主体理论。第二种—在历史上其实是第一种—但是照弗洛伊德是第二个，照马克思无形地是第一个—整个地辩证化了它的对方，因为这理论超出焦虑和超我但也保持着它们的结构，并提出了：勇气和正义是主体之效果赢获的算子。
不用说，索福克勒斯和埃斯库罗斯不是名字、作品；就算他们有文本，但是是戏剧文本，而这就改变了一切：他们在这儿是能指（signifiants），甚至是概念。
精神分析中所有批判的、划界性的探讨，就其与主体理论的关系而言，都保存在这个问题里：为什么俄狄浦斯，为什么一定是索福克勒斯式的呢？
我在这儿提出应该做埃斯库罗斯主义者。拉康在索福克勒斯那里建立学说，而在埃斯库罗斯的位点那里我们应该建立我们的学说。
荷尔德林在根底处开启了争端。在他那霹雳一般的评安提戈涅中它聚焦于索福克勒斯主义：
1.希腊悲剧所促动的矛盾是开端（l’originaire）和形式（formel）、本来者（natif）和被统治者（maîtrisé）（荷尔德林说是“希腊式的本原”和“故土之形式”）的矛盾。
要是一种故土位置的分裂、一种内在冲突把法则的单纯根据和法则自身对立起来。从归位来说，悲剧是一种亲密分裂的具象，它一边摆出了归位之大一，一边摆出了大一规制多元的功能。矛盾的分身（暂且这么一说）在大一和大全中间造就了主体。
2.在希腊人那里，这个矛盾是这样对立的：
——一边是原初的大一，它的无限制的、放纵的、“亚细亚的”续存；
——一边是被规制（文明化）了的归位，而大一是从前者的有限的闭合（fermeté finie）、再现性封闭的力量源初的，大一在希腊艺术的形式完满、在数学、建筑、城邦政治中出现。
翻译：如果希腊的法则是有限性和闭合，那么此种法则的无法则的奠基、本来的暴力，多重根（multiforme）的亚细亚。所以，希腊人作为主体的续存的超我的生效—作为无-法的法—乃在悲剧中被澄清
3.在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里面，澄清性的悲剧矛盾通过反抗被置入运动。弑亲的反叛在与对抗城邦的暴力之上站了起来。它被彻底地排除了（被杀害，他的尸体不经埋葬就被弃置）。但是排除失败了：在城邦里散播着撼动。不是政治性叛乱，而是作为在本己形式中的无限者的无限制。
4.这种“置入无限的形式”是颠倒的：这涉及到一种使得位置返回来的主体化，在充满规则的突兀结构、它的矛盾起源、非法统一中。
5.颠倒采取了冲突的（戏剧）形象：
—本己形式的无限制自己就让过于形式的东西（克瑞翁）涌现了。法则在对其本己形象的复辟之上重建起来。克瑞翁就是超-法则（sur-loi）
—针对这个过于形式的东西，潜在的无形式经由反作用点燃而后踏入运行。它被叫作和城邦的有限法则相对的天空之无限（安提戈涅）。
“克瑞翁”是超我的名字：解除了规制的法则——它自己的内在本质重回到对于其规定位置的溢出上，摧毁了它自己。
“安提戈涅”是焦虑的名字，是在被规制了处所的有限性当中不可安放之真实的原则。
从这个视点来看，对我来说，照剧目来说不管安提戈涅和克瑞翁有多么对立，他们实现的是同一个过程，那就是索福克勒斯悲剧主体的过程。作为文本-大一（texte-Un）的这部悲剧的基础就是如此：在焦虑和超我的交界范畴中呈现主体-进程

我们这里把问题提出来。分开来看荷尔德林的两个主要论点：
—叛乱的效果（进程）是一种颠倒，由此发现新道路被阻绝了。
—悲剧的内在动机是在法则对自己的溢出这一边、克瑞翁这一边。在第二阶次，无形式反过来烧毁了。至于反叛，它没有阵地。它是个算数项、城邦的被剔除的缺失原因。过于形式的和没有形式的，双方自执而相互反对—超我和焦虑—，也都 是和原初大一想联的形象，颠倒之大一。
我们要问：这两个论点的联系是什么？这关系到荷尔德林之诗中潜藏的政治。悲剧可能的现代性是个政治问题—作为主体理论的问题。
对荷尔德林来说，矛盾在于悲剧仅仅事关死亡。为何？因为没有新的法权支配它。在这两项（克瑞翁和安提戈涅）之中，无限的形式把持着一切，要不就是实在界覆盖了象征界，本己的力量消解了位置。对立面的统一胜过了它们的分裂，过程的本质在起源的已然在此（le déjà-là）那里保留，这是一样的比重。一切主体过程的索福克勒斯之名就在于：颠倒。俄狄浦斯倾尽其失明之全部明晰将之化显。我相信实际上这个主体的形象、焦虑和超我的唯一辩证线索，应当胜过紊乱和衰退的时光，因为它们是历史或生活。
同样，要赢获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的分裂。
在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忒斯，悲剧通过阿伽门农之受害而动了起来。俄瑞斯忒斯被他母亲的罪行（杀了他父亲）逼进僵局，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被报仇和复-仇（vengeances et contre-vengeances）的无限动力预定了。合唱命名了这个重复的归位：“一桩谋杀要被另一桩谋杀惩处”。债，血债是还不完的。（之后的）索福克勒斯主义的范畴已经出场了，而且和归位，和那俄瑞斯忒斯逃开的血污的宫殿联系在一起；在谋杀之后焦虑的主体，被复仇女神的伥群、超我的鹰犬、构成家族仇杀的一切重复东西的恶奴们追捕着。
但是三联剧的导向是断裂之上的新事物的登场。这涉及到通过挠的登场来产生出无尽债务、谋杀的重复链条的中断—依据雅典娜那命令抵消的事实—一种新事物的权利，能够整个地重组全部的决断逻辑。
在已经就位的审判中，一种新的连贯性保证了和重复序列的断裂，在这个序列中一切在先的社会性在安排秩序。
就这样，像对于索福克勒斯-荷尔德林来说，两种对抗的立场并没有通过本原的统一性而被分配好。这些处在律法彼岸的立场是和奠基者的决裂，是和一切轻易就获得了合法价值的东西的分离。这个自行提升的位置原则上并不是一个，而是两个。
在这个辩证的证据里面，新东西居于旧东西之上。用荷尔德林的话说，这不是本原形式的颠倒，而是其完成。
这两种立场是很明白的，就前一种，在复仇神心里是这么说的：

要是弑亲的缘由—犯罪—在这儿应该取胜，那么成就新律法的日子就要来了！一桩这样殊胜的功业就要给一切有朽者传送其许可的音声。这一天，公义将看见它的居处崩坏！
这是恐惧派上大用的场合，心的警觉护卫将在那里永久安营。在痛苦的教育下变得智慧，这是件好事。可若普天下没有哪样东西不让忧惧栖居在灵魂，谁还来持守本当奉给公义的虔敬？人还是城邦？
大胆妄为的叛乱，其车载斗量的罪恶只是不顾公义而囫囵堆积的财富；那么我就要回应：终有一天，焦虑必要把他牢牢抓在离析分崩的爪牙跟前。
他在不可抗拒的漩涡之窒息中呼喊，但我们不听。苍天看着这肆无忌惮者便笑，这家伙没预料到这个时辰，他成了不治之症的俘虏，无力挣到浪涛之上。他从前那长久的美德，在和公义的抗阻中一触即沉，没有人为他哭泣，死亡在那里把他消灭。

所以：焦虑-超我的辩证法就作为对复仇链条进行权衡的唯一基础。正义从属于超我，从属于报复的结构性重演；主体则在焦虑在死亡的象征里完成。
第二种立场则是由新法权的奠定者雅典娜阐明的：

雅典娜：雅典的邦民，现在听我所创立的话，叫来那些之前的人来认识认识倾流的血。这审判团现在就爱琴子民常新的命运中驻足…我创设的这审判团是不可腐蚀、值得尊崇而擅于权变的，为的是在清醒中护卫睡眠的城邦。这是我将在来日以明文给予给我的邦民的意见。而现在你们应当起来，拿出你们的选票，裁断争讼，敬谢你们的誓言。我说了…若要让俄瑞斯忒斯获胜，只需要对他的赞成和反对平票。被委任来照看的判官们，快让投票箱落定吧。
阿波罗：外地人，来计数已经落定的选票；仔细分拣谨防舞弊。缺漏一张票就有可能引发大乱子，就像一个声音可以建起一座房子一样。
雅典娜：这个人被赦免了杀人的罪过。两边投票的数目是相等的。

所以：这件事通过争讼，相对于旧法的无节制产生了新法。审判团那可分的勇气，内在地要诉诸数目的正义。票数的平摊为决断下了定音，这象征了在关于什么是以及可能是一个决断的概念中有一激进的转变。在法的本质中的断裂。
雅典娜颁行法令，造成了一个平等主义的挠，在其中法理上一种新的连贯性，即已经被接受且施行的多数的不可上诉的决议，打断了复仇的机械序列。
所以的确存在两种希腊悲剧。埃斯库罗斯式的，意味着通过对新事物的勇气矛盾地达成正义；索福克勒斯式的，意思是说焦虑是颠倒超我性起源的求索。

荷尔德林说了什么？
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得斯更懂得表达承受与愤怒，而不那么理解人在不可思者之下的行动；这正是索福克勒斯的语言无与伦比的才具。
我在这里首先反对说，把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得斯组合在一起不会有意义。不过这只是更深的扭曲的征象，一种刹那间的索福克勒斯式选择的征象。这个选择其咎我们再也不能一股脑推给弗洛伊德，毕竟是谁受用于“颠倒”来言明无意识的本来逻辑呢？
埃斯库罗斯高出一筹的地方，那肯定是在超我的基础上去理解创设性的断裂。在他的剧作当中从没有向秩序的复归，他施行了不一样的秩序的重组。埃斯库罗斯排除了关于原初统一体的预设。这里实际上埃斯库罗斯式的人并不在不可思者之下行动。埃斯库罗斯的卓越是在可思者一方的肯定。埃斯库罗斯的卓越，就是让颠倒自行偏转（se détourner du retournement），或者甚至是：展示并非本原的颠倒。
这样，就不是形式溢出来作动力了，而是让勇敢的拒绝来作。无论被焦虑侵蚀到什么地步，俄瑞斯特斯正是因为被焦虑侵蚀了，所以才不把血的律法和无尽的偿付内在化。他不在自执于在愤怒的盲目中和其较量。“俄瑞斯特斯”首先是焦虑其次是勇气的名字，而雅典娜是争议的名字。
安提戈涅、克瑞翁、俄瑞斯特斯、雅典娜在希腊悲剧中命名了主体效果的完整层级：无形式、形式溢出、断裂和重组。
在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中，“暴乱的道路”用荷尔德林的话来说不和死亡的流布同步。他是通过旧法的断裂和败亡的正义奠基者。叛变者俄瑞斯特斯或普罗米修斯才没有被束缚在不在场原因的排除中，而是在直接地践行这条道路。
荷尔德林明确地倾向于选择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也就是说主体理论的结构性部分。
而颠倒的本原限制造成了均势。索福克勒斯悲剧的故事由于拥有这条界线的理由，所以才在大一的权力当中划定了冲突。
对索福克勒斯-荷尔德林来说关键点在于向着起源的逆行道路的双重形式：形式溢出和无形式的火焰。焦虑了的主体化的效果在于，悲剧英雄依循超我至死适应了归位的退行。
埃斯库罗斯的关键点截然相异，那就是起源力量的中断，是大一的分裂。这个断裂自身也采取了两种形式：勇敢的拒绝，它在一种过于-实在者的效应下、在在争讼模式中超拔的焦虑中提出了律法的问题。这个时机在俄瑞斯忒斯要求越过“过错是否有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达成了。另一种形式是从断裂出发的新的正义秩序的重组的重组。
两种形式当中的任何一种都没有回到规则的起源。它们命名了属于主体的东西，这个东西总是处在律法（焦虑和超我）的影响之下，没有为了成为其存在之新而溢出这个影响——这个东西就是埃斯库罗斯那里偶然的法权主体。
如所有伟大的辩证法家一般，荷尔德林认识到了埃斯库罗斯式颠倒的潜能：“在本己的颠倒当中一切事物变更其形象，那永久驻留的自然和必然性导向另一副面貌，要么转向混乱，要么过渡向一种新的形象”
然而那潜在的新东西，那悲剧可以创生的“新形象”只在死亡的力量中才登场。为何？因为这个新形象后面跟着的那个把它揭明了的东西，只能是形式溢出，只能是在恐怖的眩晕中被把持住的律法本身。而混乱只是作为无形式者的骚动的无限制性（l’illimité）。如果我们在本原的样式当中预设了原因的绝对统一性，那么剩余的东西怎样完完全全地走进效果的新世界中呢？荷尔德林也应该说明限制的原则：他说，总体的颠倒没有允诺给人类。很明显，总体的颠倒不会是本原性的。为了让它可能，必须让超我的固着性得到解脱。埃斯库罗斯式的通路设定勇气和正义可以让焦虑和超我辩证化，引入可分性，让解放得以可能。
这不是说他没能放弃“颠倒”这个好词。我要进一步区分他在主体理论中指明的两种形式。有一种在焦虑中运动的本原的颠倒，它想要通过修复性的恐怖及其反面（神秘的睡眠）来治愈焦虑。有一种出离性的颠倒，其中，“澄明”只是从在新事物之方式、在遭受实在界之挠中和旧律法切割了的否拒中才产生出来。出离性的颠倒把原初之物当做不实在者罢黜了，而把实在界安置在正义之中。
让过去变得一干二净：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一个总体的颠倒。
在不倚靠本原之上的结构的同时期许出离性颠倒的进程，这是白费功夫；但这一点并不显然。因为正是从后者的唯物主义僵局中，才产生了前者的现实存在。在有悲剧的情形之下宣称主体是悲剧性的，这是一端之见。
坚持出离—或者像兰波在地狱一季里面所说—“坚持住已经走出的步子”，这是荷尔德林没法支持的说法，因为出离对他来说从来不是回返的献祭性中介。
勇气没有别的定义：只是绝不回返的出离。名字的失落。但是荷尔德林想要对切近的命名的葆持：
但确实是的！这就是本己的国度、父国的陆土；你找的东西已邻近，就要和你遭逢了。
我们宣言说乡愁应该加倍，就像我们加倍了队列，在勇气里超出了孕育着回返的形式。
索福克勒斯派：在回返中寻觅遥远处的邻近，对那纯粹逼近的无限忠爱，如此亲密以至于我们应该为它本身的显明而牺牲的真理
埃斯库罗斯派：邻近中的遥远、最贴身的出离
遵循其逻辑如此专断而对我们亲熟之物陌生的东西的行动：就是为了冲突的主体。
不管是什么东西没能回返—只要这个回返是主体—都可能解决并揭明不再承担任何回返者的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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