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拉面”。在中原腹地写这样一个题目，多半有些班门弄斧的意味。虽然不像现在的新京菜馆子，臊眉耷眼地端出一盘黑炭便大言不惭地称作 “油爆双脆”，但与 “一青二白三红四绿五黄” 的正主牛肉面相比，这种改良无数次的裹腹快餐也有些显得名不副实了。即便如此，我依然是这种吃食的忠实拥趸。原因有三：一是便宜，一大碗面仅需区区十元之资，连汤带水一气下来，便可吃得脸上发汗，心满意足。想吃些丰盛的，则有十几文的盖浇饭，亦菜亦饭的一大盘，性价比高于小酒馆。二是料重，凡用心的拉面馆，下面的汤头总是用牛骨熬制，味道醇厚。盖浇饭的配菜里也总少不了青椒和洋葱，加之特有的香料，总让病中而品尝不了味道的人偶得一丝慰藉。三是标准，这个 “标准” 是从味道而言的。现在常说汉堡是 “食品工业”，走到哪里味道都差不多。兰州拉面也是这样，总没有太难吃的。因此每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比起不知天高地厚地在核心商业区点一个七八元的馅饼（这也造成了近年来我对郑州的印象极为不佳），去兰州拉面馆总不会失望而归。
开封的兰州拉面馆多半是临街小店，大多顶着一片久经风霜的塑料布招牌，也有拜政府在形象工程所赐换上灰扑扑的塑料招牌的，只有少数开在开发区的店铺，安放着色彩鲜艳的招牌，在晚间还能打出绚丽的光，让人不知是饭店还是理发店。由于兰州拉面店大都是清真的，因此招牌也多以蓝色或绿色为底色，在大片空白上醒目地印着清真食品标识。推开占着灰土的玻璃门，里面便是像莲船一样的狭长的空间。半旧的不锈钢桌子和凳子错杂地向内延伸，每张桌子上方的墙壁上是黑色的风扇。最里面躺着玻璃柜台和冷饮柜，柜台的盘子里堆着几种半满的凉菜 —— 便宜的是花生毛豆和时令野菜，贵一些的荤菜则是牛头肉。两侧的墙壁上贴着醒目的海报，往往一张是宣传广告，介绍兰州拉面的历史和特色，但很不幸的是这些描述仅适用于正宗的兰州牛肉面，因此在我看来这些文字就像在倭黑猩猩的展览馆里贴上智人的生物习性一样。另一张则是巨大而花哨的菜单。上面先印着最经典的兰州拉面，随后是刀削、炒面、拉条等特色面食。盖浇饭和盖浇面因其浇头繁杂而单列两排。紧接着则是很少有人涉足的炒菜。菜单末尾是为那些肉食爱好者准备的 ——“加肉 每份十元 加蛋 每份两元”。
我是个爱跑的人，因此吃了不少家兰州拉面。我独爱那里的环境，没有人在店里喝酒，少了很多击瓮叩缶面红耳赤的喧闹，只有人们轻松的谈笑和面条滑入口腔的吐噜声，摔面的脆响溶解在沸汤蒸腾的云雾里，又弥散到每个人的唇边。每家面馆不仅有这样的市井烟火气，也有自己独特的氛围。山陕甘会馆以西不过数十米有一家兰州拉面馆，与旁边名为 “新华楼” 的澡堂一起，构成了我最早关于 “惬意” 的定义。那时我方六岁，跟着父亲到新华楼泡大池子，全身通透以后，趁着热气到隔壁点一大碗牛肉拉面，让冬夜里的笑声凝结成额角的汗滴。四五年前去淮河医院探望病人，裹着被秋风吹透的外套走到医院北门外附近的一家兰州拉面馆去。午后温驯的阳光从玻璃窗外向桌边探头，店主老太太虔诚的对着录音一句一句地念诵着古兰经。我不禁在想，千年前的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午后，长安城里大食商贩的胡饼店里，是否也有这样的光景？而眼前的盖浇饭又把我拉回到静谧的公元两千年，我屏住呼吸一勺一勺地品味着，仿佛此时自己也是一位信徒。尔后又过了一两年，那时我已上了大学，在温润的秋夜里，我骑着单车在城市里游荡，总想寻找些东西安抚挑剔的肚子，遂找上了开在半亩园一隅的兰州拉面馆。我习惯性地点一碗拉面，然后和远方的伴侣通电话，想象着未来的生活。时过境迁，那些曾印满期许的书信尽皆化为灰烬，而拉面馆在某个解封前初冬的寒天里默默倒下了。后来我不再构思生活，而是做那些令我感到亲切而充实的事情。于是就有了那个夏天洪水中的一系列故事。当我在脱困一周后因肺病住院时，便成了一附院门口兰州拉面馆的常客。因为那时结余不少，因此总能潇洒地点上一份孜然羊肉盖浇饭，再加十块钱的羊肉，一点不像病人一样吃个油光满面。店主总是好奇地看着我这个带着留置针而大快朵颐的食客。可惜我占着嘴，无法告诉他：肺病不可怕，吃不到盖浇饭才是可怕的。
这几天趁着打针而错过午饭时间，又溜到三胜街去吃兰州拉面，结果拍到了迄今为止最诱人的拉面照片。日子总是这样的，也许明天我还要打针，也许明天我会就出院，但这些都是明天的事情，至于眼前的时间，我愿放心的交付给这碗拉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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