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Y:
首先，我暂不关注当前的“女巫（团体）”和历史上的被猎捕的女巫之间的关系。如果可以初步概括历史上那些的话，“受到（政治）迫害的女性”。主观相信并不能造成客观事实。客观理由：“女性”和“受到压迫”。但是仅凭这一或两个特征，也不能建立“传承”联系。她们并不仅仅因为是女性和受到了压迫而成为历史上的女巫的继承人。如果仅凭主观确信或几个从经验里抽取的共性特征就声称造成了客观的联系，那么这就是独断甚至某种蒙昧。如果还有条路可走的话，那就是请这些女性详细说明：为何男权父权是和现行的社会权力一体的？她们所受的压迫和女巫们是否有可公度性（需要考虑到现代女性并没有受到过政权的直接政治迫害）？如果有可公度性，那么压迫的烈度和规模相差几何？
女巫“叙事”的关键点在于它的“反应性”，它的行动依赖于对已有的压迫做出反应。而一条不可无视的鸿沟就在面前：压迫她们的社会体制不一样了，中世纪的男权父权和现代资本主义的男权父权之间有着不可抹除的历史性差异。要得出一个解释以上问题的理论，仅凭性别叙事恐怕是不足够的。
我反对的重点实际上是“巫”。
暂且设定，资本-男权-理性，是现代社会中权力的三条轴心。《共产党宣言》的末尾深刻地指出马克思主义和其他派别社会主义的区别：封建的社会主义向过去，企图复辟以土地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小资产者的社会主义向现在，企图退守小生产；马克思主义向未来，动手去继承、掌握、改造资本的社会力量。
同样，在社会意识领域内，对现代理性主义的批判也分流出了多种形式。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接受理性的现在，主张限制理性的应用（于科学的领域内）；现代的神秘主义则朝向过去，主张恢复前现代的象征精神；新的时代精神则必然是对理性的彻底化和超越。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在经济领域中展现出了对现存权力的真正克服方案的话，那么同理，包括“巫”文化在内的现代神秘主义（占卜、星象、玄学、宗教、神鬼信仰）则和小资产者的经济意识是一样的。一方面，现代神秘主义企图限制理性的范围正如小资产者惧怕资本集聚的普遍化；另一方面，巫在古代在官方宗教和民间信仰之间摇摆不定的位置也迎合了小资产者对自己社会地位的想象。
再同理，如果对男权的斗争保持现代神秘主义和小资产者相同的方式，那么这样的否定就不是彻底的。我知道那个写作者的团体并不算严格意义上的神秘主义，但它的口号却是继承中世纪的神秘女巫。巫文化鼓吹人的内在体验、身体、灵性、联想，理由是人的外部、行动、劳作、思想已经被压迫、“异化”或别的什么说法。
然而这样一来，也不是让阶级矛盾居于性别矛盾之上。此处分析的出发点不是“应不应该”，而是“可不可能”。女巫是拱手把外部事物的秩序交给现存权力，殊不知对手的全能仅仅是因为自己愿意无能。这就只会加固“理性主义”的外部力量，而所谓的被保留在人之内在的灵性价值也变得空洞。个人对于外部环境的改变固然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的自主性就只能在内心或从内心出发去寻找。同理，女性的自我解放单单通过对女性特殊的“内在特质”或体验的建构都是难以实现的。
我认识一位真的有“巫”气质的女性朋友，如果我自己愿意我也可以成为巫（从诗人到巫卜几乎是一步之遥）。但我认为“姐妹会”代表的各个女性劳动者的集体才是真正解放性之所在。她们不是退回女性的“内在特质”、特殊体验、“创作的女性视角”等等，而是直面外部的劳动和家庭秩序，彻底地用理性铺设团结的道路。这才是劳动女性的智、勇和力量的所在。
董偲
向可爱的理性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女性主义者们致以歉意，我把个人信件写成了《答路易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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