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由意志与决定论

在人们对历史的研究进程中,各个历史的记录者都曾思考过一个问题:历史发展演进的过程是由什么决定或推动的。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首先承认了在历史中可能蕴含着某种更为本体的、根本的“逻各斯”之类的存在,其次它对人们能否在经验或者思维层面认识这一“逻各斯”提出了疑问;由此在这两个前提的基础上,形成了两组对立的观点——自由意志历史观、决定论历史观和历史可知论、历史不可知论。

所谓自由意志历史观,指人在历史中的选择、行为和创造的结果都是出于人的自由意志,普遍的因果律中总是为自由意志留有缺口,先前的原因无法完全决定后来的事件。而由于自由意志是一种极其复杂、难以界定的纯形而上的范畴,人们无从知晓这个“缺口”有多大,人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历史事件,因此自由意志历史观最终必然导向一种历史不可知论。决定论历史观,指宇宙中的每一次事件都是按其内在原因、遵从自然规律而必然发生的结果,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换句话说,人的意志也是内在原因之一)。坚持决定论,就会自觉地排除主观因素的影响,积极地探求历史事件背后的客观规律,从而导向历史可知论。

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决定论和可知论的历史观,其观点可以基本为表述的:历史唯物主义承认社会现象,认为历史事件具有必然性、规律性、因果制约性。其中“必然性”这一决定论范畴,常常被曲解为机械的“宿命论”,卡尔·洛维特在其著作《历史哲学的神学前提》中写道:“历史唯物主义其实质就是弥赛亚主义”。在他看来,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进程的阐释仍然采取了犹太教—基督教历史叙述的范式,其本质特征仍是以现有的认识理解过往的事件进而预测未来的发展,因而历史唯物主义也不过是用经济学包装的人类救赎史。

诚然,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搭建的过程中,的确从基督教的救世理念出发,写下了对未来社会的种种期许。《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受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从其人本主义对人的先验本质的把握出发,用“异化”概念来分析现实生活的不合理性,把现实看作对“彼岸世界”的否定,进而得出了对现实进行再否定从而达到人与人本质解放的路径。这些思想配合着早期空想共产主义社会的概念,的确有命若天定、达到彼岸而得救赎的弥赛亚主义之意味,以致洛维特、布洛赫等人都不约而同地将历史唯物主义与弥赛亚主义相结合,构建起一种“乌托邦精神”和“希望哲学”。

然而在马克思的哲学思想逐渐成熟后,其理论出发点便转而建立在社会交往和生产实践上,他此后很少,甚至不再使用“异化”这一分析方法甚至字眼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提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性,却有着其历史的合理性;可见历史唯物主义一开始就建立在对社会存在的把握上。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转变了对未来社会期许的实现途径,由依赖先验的“彼岸世界”对现实不合理性的否定,转化为了通过生产力进步推动社会历史的改造。历史唯物主义通过对社会基本矛盾的把握摆脱了弥赛亚主义,但其著名的社会根本矛盾论断(两个绝不会和两个必然)仍为传统欧陆哲学穷追不舍,总是将它们与机械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联系在一起。如何反驳机械决定论和去除笼罩在自身上的弥赛亚主义的影子,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们的一大任务。

二、历史唯物主义之内涵

在生活中我们常常能听到一些人用“历史必然”“历史发展的产物”“人民的选择”这一类说法。我们的宣传机构用这种经验化的说辞把唯物史观庸俗化了,产生了所谓的庸俗的、机械的历史决定论:用简单的、经验化的语句来解释一些看起来理所应当的事,从而将复杂的问题用“历史必然”定论。这种机械决定论的泛滥导致了许多对历史发展和历史唯物主义认识不准确的人对“历史必然”的滥用,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历史唯物主义风评被害,不少人据此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一种机械的、否认社会历史可变性”的论调。卡尔·波普尔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称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科学的一种方法,假定历史能够预测是它的首要目标,同时它还假定这个目标可以通过发现历史演变背后的‘法则’或‘趋势’得以实现”。他指责历史唯物主义制造了一种必然的、确定的历史模式,导致人们失去对于社会的发展自由决定权与贡献义务,从而导致了逃避自由、依赖强权的极权主义社会。

要反驳这种论调,必须先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历史”的含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概念来自黑格尔的三种历史考察方法:原始的、反省的和哲学的,从认识历史史实、到反思历史规律、最后发现“历史理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扬弃了黑格尔在历史推动力上的客观唯心主义的观点(述诸上帝),从而形成了从历史史实上升到历史规律,最终改造历史中的主客体的历史唯物主义理念。

这里的“历史”存在三个观察维度:一是时间,这是构成历史的基础,历史天然具有时间属性,同时也必须由时间规范;二是经济,马克思主义对各种矛盾的考察往往从经济出发,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生产力发展的历史,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决定人类社会发展水平的因素,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从这个维度讲,历史是一定生产力水平下的历史,是具体的、实践的历史,不同的社会经济基础使历史各阶段有不同的历史事件、呈现出不同的历史特征——经济总是历史合力中的决定性因素;三是哲学,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有其发展规律的、受一定社会条件支配的、可以为人们所认识的,历史合力论所提出的内在动力与外在因素有利于我们从哲学的角度理解历史的规律到底是什么,这正是我们改造历史的基础。“历史”的三个维度的上升,其本身也是从现象到规律、从认识到利用的过程。

在明确了“历史”这个基础上,我们就可以揭示出历史唯物主义本来的面貌了。历史唯物主义是在批判旧哲学的基础上诞生的。从唯心主义自由意志论的“绝对精神或英雄制造历史”到机械唯物主义的“人与历史完全是环境的产物”,历史唯物主义在旧的、局限的历史观的基础上提出要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件——一切社会和政治的变革,其根本原因都在于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发展,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两组矛盾贯彻人类社会始终,决定着社会历史的一般规律性进程。

历史唯物主义表明解决阶级社会矛盾的方法只有一种,那就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的方法始终是阶级社会中历史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恩格斯强调:“一切成文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阶级社会中,社会基本矛盾表现为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在后来的历史实践中丰富、发展了阶级斗争理论,使之与历史发展规律结合,实践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正是在这样的阶级斗争中,无产阶级得以实现人类和自身的解放。

历史唯物主义创造性地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动力。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对历史的决定性作用出发,我们可以得出“历史中的人”才是构成社会历史的主体。所谓“历史中的人”就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统一、其意识与力量在社会历史中形成了合力的人的个体与集合体,从这个意义出发,英雄与人民是辩证统一的,不能用片面的反英雄观或人民观来概括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人民群众当然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但也不应否认突出历史人物的推动作用。这样我们才可以有力地驳斥尼采所谓“超人哲学”与部分持自由意志历史观学者对唯物史观群众观点的曲解。

三、在历史中的历史唯物主义

事实上,包括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就是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不断发展的:

19世纪是人类社会风云变幻的100年。在经济上,两次工业革命将人类社会带入了蒸汽时代、电气时代,将生产力水平推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马克思评价道:“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由此新的生产关系也不断产生,社会经济基础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人们日益认识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对社会带来的巨大改变。

政治上,资产阶级革命与殖民扩张使资本主义制度与生产方式扩散到了全世界,先进的上层建筑解放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这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是扩散,资本主义社会不合理之处就越加暴露出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是发展,就其掘墓人无产阶级就越是壮大。

在思想文化上,19世纪更是突飞猛进的一个世纪,在基础科学领域有三大自然科学发现——生物进化论、质能守恒定理和细胞学说——同时引起了自然科学领域和哲学领域的反思,唯物主义缘杆而上,乘着科学理性的光辉而复兴;唯心主义也正总结其成果,处于恩格斯所说的“德意志古典哲学终结的前夜”。在思想界自由主义方兴未艾,殖民主义愈演愈烈,民族主义更是如火如荼,工人阶级也产生了自己的思想(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

特殊的历史实践特征,促成了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哲学思想尚未独立时,其更多的是一种象牙塔式的思辨哲学发展方向,即辩中为进,在论战与反思中前进。当马克思主义正式诞生并与工人运动紧密结合后,其发展就越发受到现实实践的影响。如《共产党宣言》是对19世纪上半叶工人运动的总结,《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是对欧洲大革命反动势力卷土重来的反思,《法兰西内战》则是为公社所作的赞歌与悼词。当然,论战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进一步阐明自己、发展自己的重要方式,如《哥达纲领批判》是与机会主义者的论战,《反杜林论》是与“杜林思想”一类的伪唯物主义的论战。

同时马克思主义也不断在对科学理论发展的回应中丰富自身,如《资本论》是对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回击与深思,《自然辩证法》是对自然科学迅猛进展的哲学回应,《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则将当时前沿的人类原始社会研究带入了理论领域,从而充实了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一切纯思辨哲学的特征。对历史实践的响应和反思也使得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其科学性——科学地总结和运用历史发展的规律,从而摆脱了机械决定论和历史不可知论。

到了列宁主义时期,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要素主要是历史背景变化,这要求马克思主义者根据条件的不同,适时地改造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

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已由自由竞争阶段走向私人垄断阶段,金融资本与垄断组织联合所形成的寡头在一定程度上重握了国家权力,因此政治、经济上展示出了不同的历史形态。在科学领域,人类的认识从宏观走向微观,原子论、量子力学的观点颠覆了机械唯物主义,往常的科学似乎不复存在了,唯心主义一转攻势,再次向着自然科学领域进军。如物理学家马赫在取得一系列成就后反而为客观世界的宏大而感到力不从心,因此借由贝克莱经验主义和新康德主义,提出了其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糅合体——马赫主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出现颠覆了专家们的许多“常识”,马赫提出实证理论以适应这些新物理原理,然而其犯下的致命的唯心主义错误颠倒了物质的客观实在性,最终会导致绝对精神重新统治科学领域,长远来看不利于自然科学的纵深发展。

列宁随即以《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反击了以马赫主义者为首的“科学的唯心主义”对唯物主义的曲解、非难,并将辩证唯物主义与形而上的唯物主义划清了界限,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随后以《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科学地揭示了帝国主义这一“垂死的、腐朽的、寄生的资本主义”,提出了这个历史阶段的总特点,为无产阶级研究和对抗资产阶级提供了分析的基础;以《国家与革命》直接提出了现阶段阶级斗争的方法,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解决了巴黎公社以来困扰无产阶级的建国理论问题。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结合各种社会、历史条件作出相应的方法论调整,体现出更多的历史背景变化的影响。

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发展影响历史要素的变化之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根据社会条件变化而变化的特点,也可以看到历史唯物主义对未来的预测不是“宿命论”而是建立在对社会矛盾的把握上。不承认历史有其内在发展规律和动力,就会落入神创、先验世界的宿命论观点;不承认历史的面貌可以为人们所认知,就落入了历史领域的不可知论,最终还是会搬出绝对精神来自圆其说——可以看到既不可证伪,也不可证实的先验观点在逻辑上的矛盾,这其实也是唯心主义难以自洽的一大原因。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要素从具体实践到社会背景的变化,其实本来就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实现了其理论的自洽——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是不可分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个方面。

四、写到最后

自由意志、自我、历史规律……这一系列经典的哲学问题实际上已经深入了这个宇宙和人类认识的本体。在我们讨论这些问题前,我们是否更应该先问问自己:人的认识能力真的能穷尽现象而到达本体,得到所谓的“真的规律”和“绝对真理”吗?从现在的认识水平和实践来看,我认为是不可能的。

但是这不意味着认识这个世界就全无希望、意义,即使无法到达本体层面,我仍坚定可知论的信念——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信念,正是它使人类的认识能力不断提高、正是它推动着我们的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求真本身比真更为重要,我们不应因为真理难以追寻就抱以消极的态度,人类几千年的成文史无不体现出求而不必得的伟大气魄,也正是广大人民在历史的实践中对真理的追寻,才造就了我们今日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