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总要遵循这样或者那样的范式,即使我们不想,我们总早就被嵌套到了这个或者那个结构里,这个结构和文化或者象征什么的强相关,但是它没办法直接被化约为一个简简单单一目了然的概念,这关系到这个结构的另一个至关重要的糟糕性质:它不归我们掌控。

我们总是没办法安排我们想写什么,我们只能大致地让文字自己去写,让前一个名词召唤出后一个名词,然后给这个召唤过程一个动词去表征时间,由此我们可以使我们的写作过程相对轻松:一个并置的时间系统内发生的驳杂纷繁的诸种乱像寻找到了表达它们自己的方式,让我们不必费心去对它们进行管理和干预。稍微激进一些的创新,我们可以取缔刚才所提到的那个召唤术的任何一部分,或者对它们做一些手术式的修补,甚至什么也不做而只改变它们的叙事时间,就比如在神妙的瓦斯灯和它召唤出的拟声词,或者褴褛飞旋门口的邮筒对你大脚趾的重击(起码也得是个1d20:16)。

放纵一些的作家对这个结构自身的运转保持着绝对的信任,比如歌德,他从来就没怀疑过他的召唤能力,他在创作时要做的事情挺轻松:把那个活在人们眼前的歌德给暂时性放逐,把魔鬼一样的歌德给恭敬地请到主体的位置上。而更多的作家则会因为这样和那样的事情陷入到强迫症式的敏感之中:例如里尔克害怕精神分析治愈了他的诗歌病,伍尔夫极其担忧自己写作才能的消逝并为此不停写作,或者,诸如先知,把写作的骚动理解为一种尘世间不可能出现,想想就会涕泪纵横的神迹。

不禁怀疑,我们是否可以把精神分析的那个重要的无意识主体划杠S,放置在一个更加多变的位置上。对比看那篇文本《弗洛伊德与书写舞台》,其中所蕴藏的最大创新,应该说是它描述了这么一个过程:一台神奇打印装置,在一只手不断书写时另一只手在不断地抹除石板的内容。换一个戏剧化的口吻说,人们之间充满了母亲,这些母亲们阻断了一个大写的人垄断充抑于这世间的大他者的策略。如是说来,那个朝向母亲的原父只是第一主体而不是所有主体,只是垄断了一切享乐而非垄断了大他者的欲念,只是分析话语创造的仆从而非分析话语成立的条件,并且原父也同样需要依赖一个必要的石板-实在界在场。这样说来,划杠的A或许是大他者欲望的明确指向,也是对象a僭越大他者欲望的前置条件。

坦率地讲,刚才的写作也不小心碰上了某种焦虑的结构,被迫反复揣摩它是否自洽,这直接破坏了我在前三段所体验到的自如的放纵。这是另一种强迫症,它要让所有的事情都被作为可以把握,可以重复,可以交易之物,以便通过逻各斯的海关,让它自如地出现在某个意义等价交换的市场中,而这个市场直接通向剩余快感的头号加工厂。在此意义上,写作恰恰是在这种技术和那种放纵之间求亡,但思考总是想赋亡以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