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什么是无政府主义

无政府主义是一系列政治哲学思想,其根本目的在于提升个人自由,其中包含了众多哲学体系和社会运动实践。无政府主义的基本立场是反对包括政府在内的一切统治和权威,提倡个体之间的自助关系,关注个体的自由和平等;其政治诉求是消除政府以及社会上或经济上的任何独裁统治关系。同时“无政府”一词并不代表混乱、虚无、或道德沦丧的状态,而是一种由自由的个体自愿结合,以建立互助、自治、反独裁主义的和谐社会。

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同为为19世纪末推动工人运动的重要思潮。当时的欧洲正处于资本主义制度相继确立的时期,机器大工业生产使生产力得以快速发展,社会财富迅速增加。与此同时,社会两极化趋势日益明显,城市小资产阶级日益向大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分化(主要是无产阶级),面临着巨大的阶级下降风险。因此他们对现有的政权强烈不满,仇视私有制度和资本主义法权,追求理想的社会公正和平等。无政府主义正是在这种环境中诞生的。

由于无政府主义参杂着空想社会主义和各种小资产阶级的改良观点,无政府主义的主张与马克思主义在形式上有一些相似,比如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揭露和批判,反对阶级压迫,主张通过暴力革命实现社会公正、平等……因此,人们常常把两者混同,都视为无产者的学说——这极大地影响了后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二、中国近代无政府主义的缘起与发展

中国无政府主义的起源可以追溯至先秦的道家思想,近代中国的无政府主义则源于早期的中国民族主义运动:无政府主义被旅居日本和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及反清流亡者,当做一种“社会主义”思想,被他们传入中国。

八国联军侵华后,许多富裕家庭的子女在满清政府设立的留洋计划下出国深造,就近的日本和文化强国法国成为了留学生们最中意的留学地。无政府主义很快便凭借其煽动性和激进的特点,吸引了大量出身小资产阶级的留学生,成为对两地学生影响最大的意识形态,到了1906年,巴黎和东京两地都成立了无政府主义的学生团体。

由于各种政治、社会环境的不同,巴黎的学生更加拥护无政府工团主义,受到了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大量影响;相较之下东京的学生拥护以农夫为根基的社会,并将他们的意识形态与道教与儒教伦理融合,更偏向于当时盛行一时的俄国虚无主义的思想——也正是因此,日本无政府主义留学生更青睐刺杀的这一恐怖主义手段,一度制造了大量针对清朝官员的政治刺杀。

由此,无政府主义思潮先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在近代中国社会条件下,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二十世纪初,在中国最早宣传无政府主义的人是在国外的一些留学生和流亡的革命者。在东京,最初担任《民报》主编的张继,通过翻译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向国内介绍无政府主义;同时他与刘师培等人在日本无政府主义者的支持下,还在东京创办了《天义报》和《衡报》等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报刊。在巴黎,吴稚晖等人创办了《新世纪》周刊,同时出版了一些小册子,介绍蒲鲁东、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等人的学说和各国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

然而无政府主义对不同社会阶层的影响各不相同。学生是无政府主义影响下最激进也是最容易动摇的部分,邓颖超曾提到“(学生)早年对外来思潮只是‘听信’”“对各种主义的内容并不清楚”。学生对于无政府主义的理解更多是空洞的语义,对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潮“也没有什么研究,只是在杂志上看了一些有关宣传品,认为有道理”。也正是这个原因,学生在论战和实践后迅速认识到了无政府主义的种种缺陷,进而在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后转变为了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文人是无政府主义影响最为广泛的阶层。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一方面强调反抗,另一方面追求自由互助和无政府的乌托邦,正好适合当时中国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企图逃避政治斗争、郁郁不得志乃至于陷入虚无主义的境地。于是乎,许多文人知识份子开始研究无政府主义,推动了当时新文学的形成,让当时主流文学的焦点从晚清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主题,转换为开始关注个体的生存境遇和生命价值。比如巴金就明确宣称自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并且参加过无政府主义的实际政治工作;郭沫若的《女神》以及丁玲的《梦珂》等作品都体现出明显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强调个人对现实的愤恨和对绝对自由的追求。他们在书中描绘出个人在社会浪潮中的彷徨绝望,生动地描绘了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在虚无和愤怒的痛苦中挣扎的模样,推动了旧社会的思想解放。

民主改革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无政府主义的主要鼓吹者和社会力量。辛亥革命后,革命成果被袁世凯等旧军阀所篡夺,小资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共和革命所寄托的希望破灭了,中国重新陷入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统治之下,军阀政府同帝国主义签订的一系列卖国条约,演出的一幕幕践踏民主,复辟封建主义的丑剧。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陷入苦闷、彷徨之中,他们看不到国家的前途和出路,他们对军阀政府的黑暗统治更加不满,极易与无政府主义的虚无思想共鸣,从而接纳了无政府主义学说。然而他们在骨子还是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思想,无政府工团主义、共产主义逐渐被他们曲解、改造为了个人的无政府自由主义,产生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前后,随着国内政局的逐渐稳定,日本派无政府主义因其恐怖主义措施为北洋政府所打压,逐渐丧失了市场。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此后主要推崇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和他的《互助论》。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无政府主义在学生和知识分子中间得到了较为广泛地传播,工读互助团、共产村等带有显著的无政府主义色彩的团体源源不断地涌现。1917年以后的几年间,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和小册子达七十多种,在中国社会的各派社会主义思想中占着优势地位,包括一些激进民主主义者,都曾程度不同的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如李大钊曾认为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补充。陈独秀在《新青年》上也发表宣传和赞扬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一些无政府主义者,还参加了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如北京小组有黄凌霜等人,广东小组有区声白等人。这个时期,无政府主义对工人运动也发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南方各省,甚至在海外华工中,建立了一些无政府主义者领导的工会组织,如长沙的湖南劳工会等。

无政府主义思潮所以能够在中国传播,在辛亥革命后,特别是五四时期,产生过较大影响并非偶然。一方面,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中国是个小资产阶级极为广泛的国家,他们缺乏革命的坚韧性、组织性、纪律性,容易激起极端的革命狂热,因而自发地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极端思想。另一方面,也有复杂的历史原因。辛亥革命前,当无政府主义传入中国的时候,它在西方工人运动中的破坏性和局限性已经明显地暴露出来。但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广泛传播,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还没有提到革命的日程上来,因而无政府主义虽然在思想上、组织上,对当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破坏性;但它在揭露和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封建文化、伦理道德方面,确实是一剂猛药,具有一定解放思想的积极作用。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随着马列主义在中国大规模传播,克鲁泡特金之流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根本上反马列主义的面目逐渐暴露出来,反对任何组织纪律、鼓吹个人自由主义、超越历史进程的空想……到二十年代初,无政府主义已经成为马列主义广泛传播的重要障碍,一场大论战,已不可避免。而论战的中心正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也就是改造中国社会的根本道路问题。

三、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的论战

1919年初,黄凌霜在《进化》和《新青年》接连发表文章,表达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对;1920年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的《谈政治》开始对无政府主义予以回击,由此掀开了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大论战。

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的总分歧,归根结底就是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无政府主义者不对无产阶级专政与资产阶级专政的不同本质加以区别,而是宣称要“反对任何形式而具有强力的国家”。他们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比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专制”得还要厉害,称无产阶级专政“抹煞个人,而使社会退步”。由此,在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帜下,无政府主义者阐述了一系列主张。在个人自由方面,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实行“人民互助”,维护个人的自由;在权威问题上,无政府主义者拒绝承认任何权威,反对一切组织和纪律;在生产和分配问题上,无政府主义者提倡将生产委托给自由人的联合管理:“由生产者自由组合的种种团体机关,直接处理产物,依公道的法则而分配之。”无政府主义者的这些主张带有明显空想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性质,它们很容易在理论和实践上被驳倒。

马克思主义者就无产阶级专政、按劳分配、组织纪律、国家政权等问题对无政府主义者展开了反击。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人,重点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从而对无政府主义者予以驳斥。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要摆脱压迫,争取解放,就必须用革命的手段打破资产阶级的统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不然,革命不会成功。而且即使社会革命成功了,政权拿在劳动阶级手里,阶级斗争仍是要继续进行:从私有财产在制度上消灭,一直到私有财产在人心上消灭,必须经过长久的岁月;在这长久的岁月里,旧有的反动阶级还要以各种形式进行反抗,他们还有不可小觑的力量。这就需要无产阶级的专政的力量去改造他们,阻止他们的阴谋活动,矫正他们的思想,从而在革命后保卫我们的事业。

实际上,从马列主义的最终理想社会蓝图分析开来,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最终目的,而是手段,是借此达到最后消灭阶级和专政、实现人类真正自由的重要手段。“我们的最终目的,也是没有国家的。不过我们在阶级没有消灭以前,却极力主张要国家,而且是主张要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阶级一天一天趋于消灭,国家也就一天一天失其效用。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拿国家建树无产阶级的特权,是要拿国家来撤废一切阶级的。”(《共产党月刊》)

无政府主义者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与理论攻势下一溃千里。经过这场大论战,无政府主义走向没落,大多数无政府主义组织发生了分化和瓦解。一部分人认识到无政府主义理论的荒谬,程度不同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最终走上革命的道路。而少数投机分子在反动面目败露后,便投向了反革命营垒:黄凌霜、吴稚晖都变成国民党的右派,成为蒋介石反动派的同伙。1923年以后,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派已经不足与称其为政治派别了,剩下少数顽固坚持无政府主义的人在马克思主义者的鄙弃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下,逐渐销声匿迹。

中国无政府主义的历史地位

在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潮中,无政府主义是昙花一现的,它对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无情批判、对专制统治的揭露、对个人自由的倡导,都和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科学和民主的原则相呼应,起到了广泛的思想启蒙功效。但是,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是各种思想的大杂烩,思想的混乱导致了行动的无序,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始终是一盘散沙。小资产阶级引入的无政府主义主张归根结底是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它们缺少现实的土壤——这注定了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是一棵无实花,鲜艳而没有结果。

今天,我们重新拾起当年的无政府主义,还是可以发现一些至今适用的社会观点——不断进行社会革命。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区分了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并普遍承认政治革命是起点,社会革命是最终目标。否定一切政治强权和政治制度的无政府主义者,其实也否定政治本身。他们认为,政治革命以推翻现政权为目标,革命胜利后仍然要由少数人主导建立政治制度,归根结底,政治革命是少数人的革命。而社会革命的目标则不仅仅是推翻旧的政治制度,而是要废除一切政治制度,恢复以人的自然美德为纽带的人与人的自由联合,建立和谐互助的新社会。

要怎么实现这个新社会呢?无政府主义者最终没有给出它们的答案,但我们可以从它们的行为中窥见一斑。无政府主义者从性善论出发,他们相信堕落的只是上层分子,广大下层平民由于直接从事劳动而绝不会蜕变。因此只有回到劳动,和劳动人民相结合,革命才能成功;将劳动、教育与革命融为一体,是中国无政府主义进行社会改造的一大特色,他们热衷于建立工会、工团、互助会,并且建立勤工俭学机制和劳动大学。由此可见,教育是无政府主义进行社会革命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革命本身。这种教育不是自由主义者所提倡的学习科学知识和技术,而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人格的自我完善过程。

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政治革命是短暂的,社会革命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知识分子只有不断回归劳动人民,才能保持革命的活力。无政府主义的这些观念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深刻影响,也对今日之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的贯彻有一定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