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就被卷入了冷战两大阵营的对抗中。起初,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像其他东欧国家一样效忠莫斯科,将西方国家视为主要敌人,不断支援着希腊共产党的游击战、封锁了伊斯特拉边境线还多次击落美国战机。同时在苏联的帮助下,南斯拉夫建立了新的工农业和国防体系。

然而南斯拉夫人民很快发现,苏联与其说是来帮助他们的,不如说是来控制他们的:由苏联援助的工业几乎都是第一产业,如采矿、伐木…… 反而是罗马尼亚工业代表团帮助南斯拉夫建立了第一个国家钢铁厂;苏联借着援助的五年计划,试图控制南斯拉夫的水利、运输产业从而影响南斯拉夫的工业布局,使南斯拉夫彻底沦为苏联的原料产地和工业品倾销市场,苏联技术官僚叫嚣道:“你们为什么要生产钢铁?乌拉尔山已经给你们准备了一切!”;此外,苏联还在南斯拉夫境内部署了大量战略单位,控制了一大部分战略目标,甚至还直接指派军官来指挥南斯拉夫军队,有的苏联军官认为:“南斯拉夫是个小国,是苏联解放了你们,你们也只有在苏联的保护下才能生存。” 这一番自居为救世主的优越感严重伤害了主要依靠自身力量抗争而得到解放的南斯拉夫人民的情感。而苏联对南斯拉夫教育事业的插手和内政事务的干预也愈发使得铁托认为苏联不可信任,最终丧失了对革命友谊的信心。

1948 年 2 月 10 日,苏联强制要求掌控南斯拉夫的外交事务,在收到南斯拉夫驻苏联大使 “卑鄙、可耻的帝国主义行径” 的答复后,苏联于 2 月底单方面撕毁贸易条约,3 月撤走了大部分顾问团。南斯拉夫则针锋相对地开始驱逐苏联军事人员,苏南两国旋即展开了激烈的外交攻讦,南斯拉夫批评苏联是 “大国沙文主义”,苏联则直接给南共扣上 “托派” 的帽子。6 月 28 日,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将铁托从中开除,试图煽动南共内部分裂。然而南斯拉夫人民对苏联的渗透早已忍无可忍,5 月起南斯拉夫各地都爆发了 “反对苏联,拥护铁托” 的游行活动,铁托的地位反而更加巩固了。7 月 21 日铁托发表演说,宣布南斯拉夫与苏联正式决裂。

苏南决裂后,铁托对国内刚刚建立起来、尚未巩固的苏联体制进行了大力阔斧的改革。改革的焦点集中在经济,内政、外交三方面。经济上,铁托借鉴新经济政策,恢复了南斯拉夫国内的市场经济,允许商品在国家的监管下流动;同时改革经理制度,给企业以更大的自主管理权;大力发展第二、三产业,尤其重点发展了钢铁和水泥产业,减少对外的经济结构性依赖;积极吸引外资,在东欧这个封闭环境中产生了虹吸效应,得到了东欧兄弟国家大量隐秘的帮助。内政上,积极改善民族关系、解决民族矛盾、实现民族和解;推广单一南斯拉夫国族认同,进行塞尔维亚 —— 克罗地亚语言教育;有限地推动社会自由化改革,放宽书报审查制度,允许异见人士发声。外交上,铁托接但没完全接过西方国家的橄榄枝,在保障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实现了与西方关系的正常化,得到了美国的援助(一度加入马歇尔计划);在国际舞台上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提升南斯拉夫作为一个 “独立的红色” 的国际地位;积极与第三世界国家合作,掀起了不结盟运动浪潮。改革后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体制被称为 “南斯拉夫模式”。

南共认为,其 “南斯拉夫模式” 实质上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就工人自治思想的实践。从《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里的 “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到《共产党宣言》进一步指出: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南斯拉夫共产党人认为,工人不光只是简单从事生产劳动,同时还应该直接参加管理生产资料,并支配劳动成果以及管理一切社会事务。在此基础上,实行工人自治便可以实现马克思所说的 “生产者自由联合体”。同时南共充分认识到,当前生产力发展水平尚不足以消灭一般的商品与资本流通,市场和价值规律仍然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因而南共首先承认了市场作为经济手段的地位。同时南斯拉夫为了克服过度集权带来的官僚主义,开始将单一国有制改为社会共有制。所谓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就是生产资料所有权由国家所有改为由社会所有:“一切资源是全体人民的公共财产,同时也就是每个人的财产”。南共认为,当人民有权使用社会所有的生产资料从事劳动,决定自己的劳动、劳动条件和劳动成果,并享有其他一切不可剥夺的权利,工人们就实现自下而上地解放自己。如此,工人通过劳动直接使用和管理生产资料,实现了劳动和资本的直接融合;国家没有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官僚机构对生产资料的垄断和对劳动收入的任意攫取自然也被瓦解,这样也就消灭了官僚主义。南斯拉夫将企业经营和管理的权力下放给工人委员会有效地克反了苏联模式残余的弊病,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允许生产者个体经济与外资私营企业存在,这样就保障了南斯拉夫市场的活力。

同时在美苏冷战的大背景下,南斯拉夫这样一个体量不小而且反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正符合美国瓦解分化社会主义阵营的需要 —— 美国需要一种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削弱莫斯科的势力 —— 因此南拉夫得到西方国家大量的援助与投资,并在一定程度上进入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填补了东欧国家退出后的空缺,赚得了巨额利润。

循着 “南斯拉夫模式” 的引领,南斯拉夫的建设迅速展开。南斯拉夫也在国内国外双重利好的情况下,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就。南斯拉夫常年位居东欧经济发展速度之首,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钢铁、水泥、化肥产量均居欧洲前列,国家整体工、农业产值、出口额持续上升,南斯拉夫成为了此时脱离苏联控制而发展良好的唯一国家。到 1976 年,南斯拉夫全国有 36% 的人民拥有自己的汽车,每 1.8 个家庭就拥有一台电视,每 2.1 个家庭就拥有一部电冰箱;所有 7 至 15 岁的儿童都可以免费接受 8 年义务教育,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完善,实现了全国医疗免费;社会文化高度繁荣,涌现出了一系列诸如:《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离》等风行世界的文艺作品。在国际上,南斯拉夫借鉴发展了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于 1961 年与埃及、印度、印尼和阿富汗五国共同发起了不结盟运动,团结第三世界国家来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与新殖民主义。不结盟运动不仅促进了世界人民反殖民民族解放运动,还阻止了两极对峙态势的扩大,保卫了世界和平 —— 中国重返联合国亦得益于不结盟集团国家的支持 —— 这一切大大提高了南斯拉夫的国际地位与民族自信。整个冷战期间,南斯拉夫人民的生活水平虽然始终没有达到西欧标准,却在东欧兄弟国家中一骑绝尘,满意度与幸福感也远超苏联势力范围内的国家,由此民族认同与自豪感也不断增强。大部分南斯拉夫人认为他们的模式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南斯拉夫模式也成了有别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方法,为社会主义的建设问题做出了重要而有益的实践。

然而,在这一片繁荣景象的背后是南斯拉夫越积越多的社会问题。首先是挥之不去的民族问题。南斯拉夫人民政权成立之初,铁托就有意识地打压各种分裂势力与民族主义,其中最主要的是大塞尔维亚主义。尽管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促成克族与塞族的和解、加强对阿族和匈族的融合、分离穆斯林以组成波斯尼亚人等,然而这些措施要么过高地估计了革命热情而过于超前,要么手段太过于拙略而过分伤害了民族感情。南斯拉夫政府从未真正解决过民族问题。在铁托时代中央集权的政治气氛下,地方势力被强力打压甚至清洗,由此造成了各民族情绪的浮动:斯洛文尼亚人认为自己拉动了全国经济却得不到任何回报;克罗地亚人依旧反对大塞尔维亚主义而寻求自治,以摆自脱 “塞族人” 的政府;塞尔维亚人则认为这个 “克罗地亚主席”(铁托是克罗地亚人)严重伤害了塞族人的利益与感情;波斯尼亚人、黑山人、马其顿人则希望获得更多的开发和援助,渐渐形成了 “等靠要” 思想,把北方的帮助当成理所应当。铁托也在后期意识到了集权化的弊端而开始放权,然而这时的放权却反而削弱了政府的权力,为南斯拉夫后来的民族冲突留下了祸根。

为什么说放权反而恶化了局势呢。由于南共一直坚持走与苏联不同的道路,所以一直强调分权与自治。从 50 年代中期开始,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即南共,1952 年改名)内部开展了一系列关于各加盟国到底是 “联邦” 还是 “省” 的争辩,最后以大辩论以联邦派大胜告终。1963 年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改国名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联邦化进程陡然加快,大量权力如财政权、国企管理权、公共事业管理权都流转到了地方政府的手中,中央对地方的约束力不断减弱。而这一切都被部分别有用心的地方主义者所利用,将联邦化引向了邦联化。在铁托政权下放了民族与宗教事务管理权后,各联邦成员国与自治州之间的矛盾不断增大,地方主义的声音也压过了中央主义。在 “克罗地亚之春” 后,各地纷纷组建了自己的民兵组织,渐渐地,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被 “塞族解放军”“克族人民军”…… 所取代。至此南斯拉夫走向了彻底的邦联化。

邦联化的趋势更是进一步恶化了经济形势。南斯拉夫缺少石油,煤炭储量小品位也不高,因此南斯拉夫能源产业高度依赖进口。由于与苏联老大哥交恶,南斯拉夫主要从美国进口石油。1973 年,由于美国支援以色列取得了第四次中东战争的胜利,OPEC 阿拉伯成员国决定报复西方发达国家,一下将石油价格抬高两倍以上,引发了第一次石油危机。石油危机引起了美国的高度警惕,此后美国大幅削减了石油出口量,廉价石油的时代就这样过去了。南斯拉夫不得不以高价买进石油,这使得外汇迅速减少。为了遏止这一趋势,南斯拉夫扩大了对外开放,以金融自由化的代价换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低息美元贷款,同时以印发货币使之贬值来刺激出口。这使得南斯拉夫进入了高通胀时代,其国内通货膨胀率从 60 年代的 6%上涨到了 1974 年的 10%,到 1976 年时已经猛增到了 80%。

南斯拉夫政府一开始想用公共工程来引导资金流动,使通货膨胀率趋于正常,却反而增加了通货膨胀。1975 年南斯拉夫全国有两万多个公共工程在运行,由于地方自主权过大,中央难以宏观调控,整个建设工程遭成了巨大的浪费,投资效率极低。即使最后预算一增再增,却仍有大量项目烂尾,对生产力发展环境的改善没有丝毫帮助。1975 年后通货膨胀已无法控制。当时南斯拉夫人民银行贷款利率在 18%~24%之间,而通货膨胀率已达到 40%,老百姓发现贷款消费等于国家白送,而存钱却要亏钱,于是贷款消费潮流风行全国,也正是这个原因造成了南斯拉夫奇高的汽车、高档家电拥有率。

当政府准备用强硬的紧缩货币政策来治理市场时,他们才发现在多年的高通胀后,第纳尔(南斯拉夫国家货币)的信用已经崩溃,美元、英镑和西德马克在民间畅通无阻,货币政策根本无法向下传导。而外国资本的介入更是摧毁了南斯拉夫经济最后的防线。1974 年后大量外资涌入,收购了大部分南斯拉夫民营企业。这些企业用外币发薪,导致南斯拉夫国有企业不得不大幅度涨薪以吸引劳动力,这样南斯拉夫的国营经济陷入了高通胀、高工资却低生产效率的怪圈 —— 即生产效率的增长跟不上工资的增长,这给国有企业造成了巨大的亏损 —— 由于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国家对国有企业也无法直接统一调度,根本无法实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由此国有资本失去了对外国资本的竞争力。中央政府更是在 1979 至 1982 年的经济危机中威信扫地,南斯拉夫在恶性通货膨胀中经济迅速衰退,国有企业不断破产,人民的财富流入了地方官与外国资本的口袋,生活水平断崖式下降。“经济发展时,再大的问题也是小问题;经济衰退时,再小的问题也可能发展为大问题。” 南斯拉夫陷入了巨大的危机中。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一个社会的成分越复杂,各种集团越是纵横交错,其政治共同体的形成和维持就越依赖于政治体制的功效”。南斯拉夫亦是如此。1980 年,铁托逝世,长期以来由铁托个人魅力与威信压制的各种问题接连爆发。经过了近十年的衰退,此时的南斯拉夫失业率高达 28%、外债超过 200 亿美元,南斯拉夫人均GDP已下降至欧洲倒数第二(仅高于阿尔巴尼亚)。而邦联化的各加盟国更是失去了 “效忠对象”,纷纷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大搞地方主义 —— 而这最后演变为了分离主义。1989 年以后苏东剧变的爆发后的 “民主化浪潮” 更是加速了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死亡。南共被迫放弃了一党专政的地位,开始了民主化改革,敲响了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的死亡号角。

五.内战与解体

一位知名人物说过:“在国家走下坡路的时候,需要一个人坐在驾驶室里猛踩一脚油门。” 而 1987 年成为塞尔维亚地区领袖的米洛舍维奇就是这么一号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

米洛舍维奇年轻时曾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曾经在地方层面激烈地反对 “大塞尔维亚主义”。1987 年他在成为塞尔维亚共产主义者联盟书记后,大为震惊于塞尔维亚的贫穷,从而对几年前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对联邦其它地区转移支付大幅减少极为不满,由此他成为了一名 “大塞尔维亚主义者”,上台伊始他就取消了黑山、伏伊伏丁那和科索沃的自治权。由于塞尔维亚地区在联邦中的政治中心地位,米洛舍维奇的这番举动引起了其它加盟国的极大恐慌。而米洛舍维奇不但不做一番安抚,而且还在 1989 国庆演讲上对 “大塞尔维亚主义” 进行了公然宣传,激发了其它各民族对塞族的普遍反感。他对反对派、地方势力以及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的野蛮镇压也使他受到了各方批评,斯洛文尼亚报纸甚至将他比作 “我们时代的墨索里尼”。

1990 年,在东欧剧变的压力下,南共盟提前召开了第十四次大会。大会之初各地代表一致同意维护国家统一,但当斯洛文尼亚代表提出 “正式邦联,建立如同欧共体那般的制度” 时,此提案却招到了塞尔维亚代表的反对。米洛舍维奇当即要求重组大会,实施一党员一票制度 —— 由于塞尔维亚人口占绝对优势,其党员自然也是最多的,因此这无疑是塞族预备控制大会的信号。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代表亦强烈反对这一要求,米洛舍维奇则以 “反对一切改革” 为威胁,由于双方均拒绝做出任何让步,谈判很快破裂。1 月 23 日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共同宣布退出南共盟,南共盟随即崩溃。

南共盟崩溃后,各共和国迅速采取了多党制,共产党在各地选举中一溃千里,民族主义势力掌握了政权。由于几十年文化、经济交往,各国人民联系紧密,产业环环相扣,民族交错杂居。为了讨好国内民族主义者,克罗地亚新总统图季曼首先开启了驱逐塞族人的行动,这引起了塞尔维亚强烈抗议。双方纷纷动员了共和国军队,边境形势一触即发。此时的南斯拉夫中央政府已经失去了一切权力,对局势的缓解起不到任何作用,只是一层薄薄的天窗纸。尽管克、塞两族对立最为严重,也是科索沃最早宣布独立,然而联邦的彻底溃崩却开始于北方。

长久以来与西方联系紧密的斯洛文尼亚经济发展水平远远领先于南斯拉夫其它地区,人均收入与奥地利相近。不少斯洛文尼亚人认为南斯拉夫其他民族不过把他们当成了提款机,他们为了这些贫困地区付出大多却没看见任何回报。他们认为,如果有朝一日能摆脱这些累赘,斯洛文尼亚的经济必定有进一步发展。在斯洛文尼亚民族主义者的推动下,斯洛文尼亚地区举行了独立公投,并于 6 月 25 日宣布独立。南斯拉夫联邦军(主要是塞族人)对其所谓的 “北方的分离主义者” 发动了打击,史称 “十日战争”。最终由于局势僵持不下,国际上也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南斯拉夫联邦军撤离,承认了斯洛文尼亚的独立。

斯洛文尼亚的独立造成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为了保护克罗地亚境内的塞族,在塞尔维亚的鼓动之下,以塞族人为主的克拉伊纳地区宣布独立,成立塞尔维亚克拉伊纳共和国。此举招致克罗地亚强硬镇压。随后 9 月 22 日,南斯拉夫联邦军大举进攻萨格勒布,引爆了克罗地亚独立战争。从达尔马提亚到伏伊伏丁那,曾经的邻居如今仅仅是因为民族不同便反目成仇,武科瓦尔一地甚至发生了两族民间武装之间的 87 天巷战,死伤超过 4000 人。1992 年 3 月 1 日,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纳宣布独立,试图借塞克战争脱离塞族的控制。翌日由卡拉季奇率领的波黑塞尔维亚人亦仿造克拉伊纳共和国成立塞族共和国,塞尔维亚军队随即开入波黑,南斯拉夫内战达到了最大规模。长期以来的民族矛盾彻底爆发,战争的几方纷纷开展了种族斯尼亚,南斯拉夫内战达到了最大规模。

内战使得长期以来的民族矛盾彻底爆发,战争的几方纷纷开展了种族清洗与报复性屠杀,无数二战时期的手段纷纷重演。旷日持久的内战导致了超过二十五万人死亡,四百万人成为难民,无数人受伤、残废,造成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1994 年联合国开始介入,人道主义救援组织为难民提供了大量物资支援,却遭到了民间武装的抢劫;这给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介入冲突的理由,纷纷下场偏袒反塞族的一方,在对塞尔维亚进行禁运的同时,却不断支援克族和波黑的军队。终于,内外交困的塞尔堆亚接受了和平协议,承认了克罗地亚与波黑的独立,内战暂时告一断落。

1992 年,由于国际已广泛承认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与波黑,塞尔维亚宣布与仅剩的几个自治区以及黑山共和国组建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即南联盟),塞尔维亚对马其顿、科索沃地区统治合法性进一步降低。为了应对北方战局,南联盟不得不承认了马其顿的独立,但对于以阿尔巴尼亚人为主的科索沃地区决定重拳出击。1996 年 4 月 22 日科索沃解放军在阿尔巴尼亚的支持下主动向塞族治安部队进攻,挑起了科索沃战争。1999 年塞报复性地制造了拉查克屠杀,此举招致了北约介入。北约要求塞族军队迅速撤离科索沃并承认其独立,这自然招致了南联盟的强烈反对。3 月 23 日北约开始轰炸南联盟,南联盟则以堪比纳粹的种族灭绝予以回敬,这两者相交织造成了二战以后欧洲最大的难民潮。5 月 7 日北约5枚制导导弹直接命中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导致了 3 名中国记者死亡,多人受伤,在中国境内爆发了 “五八反美爱国示威运动”。迫于北约强大的军事压力与经济封锁,米洛舍维奇接受了和平条约,失去了对科索沃的控制权,但至今坚持拥有主权。2008 年科索沃正式宣布独立,但并未得到包括中、俄、印、西在内许多国家的承认,由此科索沃至今未被联合国纳为成员国。

经历了多年战乱,原南斯拉夫成员国的工农业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经济进一步倒退。以塞尔维亚为例:其工业产值较战前下降了 72%,只有军工业和印钞业还有一定活力;农业几近崩溃,农村十室九空,大量耕地撂荒,需要联合国援助才能对抗饥荒;人口、人才大量流失,产生了许多 “战争后遗症家庭”;社会文化活力几乎完全消失,失业的、残疾的、无家可归的人们在破碎的大街上流浪。塞尔维亚的社会几乎倒退到了二战刚结束的时期。与塞族人在同一战壕作战了一百多年的黑山人也对联盟产生了疑虑。2003 年,“南联盟” 为 “塞尔维亚和黑山” 这一邦联所取代。2006 年黑山完成独立公投,宣告正式独立,塞黑也分为了两个国家,南斯拉夫彻底走下了历史舞台。

六、今天的 “南斯拉夫”

今天的前南斯拉夫地区已经 “七马分尸”、四分五裂,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塞尔维亚、马其顿各国的旗帜取代了斯拉夫三色红星旗,百年前兴起的南斯拉夫主义消逝在了历史长河之中。

经济上,除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恢复较快,其它各地纷纷陷于不同程度的贫困之中。波黑的战争创伤至今未能抚平,倒处可见满是弹孔的残垣断壁和大型弹坑;大屠杀给波、塞两族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民族仇恨,两族人民至今仍互相敌视。塞尔维亚在失去南斯拉夫时期的工业与资金援助后,其国内建设便陷于停滞,经济也一蹶不振;常年的战争使塞尔维亚国民经济趋趋于崩溃,国家几度濒临破产,人民处于普遍的贫困之中。马其顿在失去了联邦的帮扶之后,国民经济更是毫无起色,他们甚至愿意为了消除几千万的债务而更改国名;马其顿正与乌克兰、阿尔巴尼亚、摩尔多瓦一起,“竞争” 着欧洲最不发展国家的称号。失去了南斯拉夫统一市场后,所有国家都不复曾经的繁荣,其工业、商贸发展处处受限。即使是富裕如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也由于自身体量的问题,成了一个国际上微不足道的小国。失去了南斯拉夫这一地缘大旗,前南斯拉夫国家的存在感与国际影响力大幅下降。除了所谓 “悠久的历史” 和 “民族人文习俗”,这些国家几乎没有能引起人们注意的东西,也许能让其国民振奋一下的也只有足球了。

可以看到,没有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国家为支撑,一个小小的民族地区或许能做到富足,却绝无尊严可言;只有统一,才有更高更大的上限与发展空间;也只有统一才能应对外国政治势力与资本的渗透,从而真正保护国民的利益。没有 “大国崛起”,也就没有 “小民尊严”。当然南斯拉夫的解体也是其人民自己的选择,我们不应该替他们选择。

中国人民一直以来对南斯拉夫有着说不清的好感,上个世纪《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这部电影曾在中国红极一时,那时候大多数中国人民才发现在世界的另一端,还有一个与我们有着相似民族抗战经历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不禁对这个国家感到亲切。虽然曾经因为苏联问题,中南曾有过冲突;但南斯拉夫仍愿意联合不结盟运动集团国家,并发挥自己在中欧的影响力,最终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南联盟也与中国蹲过同一战壕,共同应对北约的威胁。因此中国也愿意支援塞尔维亚,这一南联邦与南联盟的继承者。步入新世纪,中国陆续为塞尔维亚建设了国家钢广、支援了其乡村地区的重建工作、提供大量无息与低息贷款;疫情期间中国还为其提供了一系列包括口罩与呼吸机在内的紧缺医疗物资。塞尔维亚也懂得投桃报李,积极加入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热烈欢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成为了中欧最重要的一带一路中转站,在国际上持续为中国发声、伸张正义。塞尔维亚民众也持续二十几年对中国好感最强,疫情后甚至达到了 92%。其总统也为中国的无私援助而声泪俱下。中国与 “南斯拉夫” 仍保持着人民间、战友间的血肉联系。

对于今日中国而言,我们更要从南斯拉夫的兴亡与改革中吸取经验教训。

  • 改革是永恒的话题,我们要勇于创新,使上层建筑不断变革以适应不断变化发展的经济基础。从这一点来说,没有最好的制度,只有最合适、最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制度。
  • 改革开放一定要把握好大方向与脚步,时刻铭记 “三个有利于” 的总要求,绝不能落入 “为了反官僚主义而反官僚主义” 陷阱中去,牢记 “三个代表” 精神。同时一定要谨慎对待金融业,严格管控金融市场。
  • 作为一个多民族且幅员辽阔的国家,一定要把一碗水端平。要提携和带动落后地区的发展,但不应过分牺牲发达地区的情感,同时必须高度警惕地方主义与分裂主义。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的民族矛盾问题,防止外部敌对势力利用民族问题激化矛盾,使之政治化和国际化。
  • 坚持四个自信,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决不能放弃人民赋予我们的执政地位,警惕 “颜色革命”。
  • 一定要有一个完整而且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这是应付一切外来冲击的底气之所在。
  • 马克思主义要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要根据变化着的实践而创新,绝不能僵化理解、机械运用。但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不能随意地以 “本土化” 为由进行 “修正” 和曲解。
  • 国家的建构必须走上正常化道路,不能仅仅依靠一两个领袖支撑起一个国家。因此必须反对 “无害的神像” 与个人崇拜。

南斯拉夫的故事已经结束了,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人类解放事业不会因为革命陷入低谷而结束。至此革命低潮时期,我们更应相互勉励,努力学习,坚定信念,为下一次高潮的到来积累力量,为人类的彻底解放而奋斗终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