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源自笔者对B站知名UP主warma的微博所引发的思绪

作为旅人看到这样的感慨，竟在千里之外感到真切的共鸣。作为逃离者，我并未产生过直白的自卑，以至于将粤语视为一种“明星的语言”。在我的意识结构中，具体来说，在一种古典式的蹇傲遮盖下的自卑里，以地方中心主义、华夷之辩和“贵族文化”的奇异混合，将粤语和粤语文化排除出我的视野。甚至连带着诸如英歌舞和请老爷这些文化传统，也被我以“宗族势力复辟”的阐释模型所排斥。而在地观察，哪怕是走马观花式的体验，却是能改变一个人的观点的。我带着对个人主义和逐利精神的满腹厌恶和“三十七块钱喂饱一百个工人”这些亦真亦假的都市传说来到广东，并在此生活了一周左右。

我们曾游荡在东莞乡镇工业园区的嘈杂街道上，苔藓的呼吸洇染着龟裂的混凝土墙壁。阔叶林，橄榄和鹦哥的尾羽在百分之九十八的湿度下腐烂，融在汗涔涔的季风里。蓝衣服的工人们的肌肉紧绷着，一面大口喘着粗气，一面推着疲软的绿色太阳。这里有十五块钱五个荤菜的快餐摊，也有五块钱一杯凉茶的小药店。系着油星遍布的围裙的厨师和披着黑白错杂的旧大褂的药剂师嘴里呜哩哇啦的说着粤语。我们也曾漫步在珠江岸边，棕榈的冠伞捧出巍峨的珠江宾馆，与纤秀的广州塔遥相映衬着。玻璃里面反射着洗刷过的蓝色，不知是摘取了眼前的一角天空，或是想象着更远方的太平洋。机关的侧门开在宾馆迎宾道的尽头，我们目睹着镜面似的黑色红旗轿车一辆辆的停下，一位位珠光宝气的贵妇人驾临，她们嘟嘟哝哝地也说着粤语。

我嗤笑自己的狂妄——我犯了最基础的错误，颠倒了资料和理论的生成关系。结构化的探索本质是工具而非神话，其应促进理解而非偏见。这是我强烈的情感所隐蔽的事实。随即我在一场唐突的邂逅中完成了粤语的再认识。为了拜访一家旧书店，我们匆匆从老城区某处的市场穿过。在不容旋马的羊肠小道上，广州为我轻轻解开了她多彩的衣袂——这是独属商业城市的澎湃活力，仅仅在不到三百米的缝隙里，喧嚷着鱼市、菜摊和士多们。鳞片铺展的红，香料堆叠的黄，水果酿造的橙和车架搭建的黑与我们的视网膜激烈的碰撞着，在这些区域的空隙里则塞满了怒放的鲜花。下午三时南回归线上的日光把颜色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影子们也拖曳着时间流淌的速度。我们便很容易捕捉音符的跳跃轨迹：石斑的价格——叉烧的风味——阿毛的婚事……在市场的仓促一瞥使我完成了曼海姆语境下的转向，乡下的孩子终于质疑起什么是“理所应当”。也许站在当地人的角度看，他们也不理解为何有人对一种传承自祖辈父辈的乡音如此畏惧。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改造运动根除了旧社会时封建家族生存基础，在日益蓬勃的工业化建设中，我的家长们围绕着“家属院”这一场域与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们组成了关系密切的生活同盟。而在八十年代以来的私有化浪潮中，集体主义的邻里关系凋零殆尽，至今只剩下由铁门紧闭的核心家庭机械加和锻铸成的干瘪的社区。当一位独生子女，一个从前辈的集体记忆中遗传而来“市场经济败北者身份”的北方小城居民，望向灯火通明，枝簇繁茂的南海都市丛林时，首先眺见的是霓虹管内映出的孑然一身的倒影。从这一角度来说，warma用以自嘲的一个方言词汇比“乡下的孩子”更具本土化的风味——我们都是那个跌跌撞撞，四处张望的“乡里别”。我们也会像每一个面朝黄土（或黑土、褐土、红土、紫土、砖红壤）背朝天的“乡里别”一样，在这片陌生的田野上用自己的惊诧与感叹培育鲜嫩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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